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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作为近代哲学的阿基米德点，一直是哲学探究的基础性论题之一。但是，近代哲学为了追求所谓的“自我同一性”，将“自我”抽象为一个至大无外的“先验主体”。这种普遍化的“自我一主体”由于无视他者的存在，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唯我论”的困境，“自我”也随之成了一种哲学上的抽象和假设，这正是后现代哲学致力于解构“自我”或“主体”的根源所在。
可见，对他者的诠释决定了“自我”领会的角度和深度。传统哲学的“自我—主体”性原则力图以“同一性”来泯灭他者的“他异性”，反而摧毁了“自我同一性”本身，也使“自我”丧失了其生存的根基。以他者性原则取代“自我—主体”性原则作为理解自我问题的新视角，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与“自我—主体”性原则对内在性、主动性、同一性的寻求相反，他者性原则强调外在性、受动性和他异性，其实质乃是将自我敞开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之中，当代哲学自我观的发展与变革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对他者性原则与自我关系的探究还应被置于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哲学传统的变迁来看，知识论哲学为追求知识的确定性而无视他者的存在，必然带来自我与个体生存之间的悖论；生存论哲学虽然引入了他者，但由于他们对他者问题的消极性理解，并没有将自我引入现实的境遇之中；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真正贯彻了他者性原则，超越了传统哲学特别是传统实践哲学在他者问题上的局限性，把自我与他者的现实关系作为哲学探究的核心，从而真正敞开了自我的生存境遇。
对“自我—主体”性原则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否弃，当代西方哲学事实上正致力于在“去我化”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主体性。马克思哲学重建主体性努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充分凸显了实践哲学的他者向度，赋予自我以历史的、社会的根基，从而将自我看作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过程。换言之，人的自我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存在。人的自我问题只有在现实的实践关系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
论文最后指出，在中国哲学的自我观建构过程中，他者从一开始就是在场的，因而不可能陷入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唯我论”困境。但是，由于中国哲学在总体倾向上是“求同”的，他者“异”的一面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好“求同”与“存异”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哲学自我观建构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