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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贬地构成客观空间的存在,流贬人则构成了人的要素。流贬人发配到流贬地,空间(流贬地)和人(流贬人)即发生联系。对流贬官员地域分布进行研究,就是要从空间和人互动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历史时期流贬人员群体处境的认知。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进行的是历史地理学中的全国性断代研究。从地理空间角度复原唐代外派流贬官员安置的全貌,进一步发掘流贬官员地域安置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而找出影响外派流贬官员区域变迁的因子,分析唐代流贬官员安置区域形成、演变的规律。完全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深入发掘研究外派流贬官员的分布变迁,在当前的流贬研究中尚还薄弱。所以,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的研究对于构建历史流贬地理学的尝试在方法论上具有探索意义。唐代流贬官员是一个数目非常庞大的群体,又散见各种文献,所以要研究唐代流贬官员的区域分布,须尽量发掘所有唐代文献、碑刻资料。尽可能地搜集出涉及流贬官员的资料,这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很有开创性积极意义的。在尽可能地搜集出涉及流贬官员的资料外,本着“尽全时空”、“人地互动”的理念,对搜集到的流贬官员进行量化,以求结论的严谨性、科学性。这样,才能深入探讨流贬地和流贬人的互动,进而进一步澄清唐王朝处理流贬问题的一些做法。从唐代流贬官员整体分布来看,由于唐代尤其是前期,存在着官员外出即贬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认识,官员不乐外任。唐代流贬官员的分布在全国就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即使在两都为核心的中原富庶地区,受惩治程度相应的小一些,也有大量贬官。当然,贬往僻远之地也是常见的做法,贬往僻远之地,多伴随着品秩下降,这反映受惩治的程度相应地重一些,贬官是对犯错、犯罪官员的惩戒,僻远之地的贬官相对还多一些。也必须看到,僻远之地并非都是安置流贬官员的渊薮,受政治、军事、民族等因素影响,同为僻远之地,流贬数量差别非常之大。僻远之地,尤其是北方、西北、西南的边地,贬官数量较少,却有数量较多的流放人员(包含流放官员)。僻远之地流贬官员安置变迁在唐代前后期有很大不同。唐代后期,政治局势发生转折性改变,随着藩镇的崛起,中央权威的日趋没落,藩镇住所成为一个个新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贬往藩镇住所的贬官大大减少,有,也是一些轻谪。时人对外出即贬的社会认识有所改变。流贬官员尤其贬官的分布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前期是以两都为标准,外边,就是出京。但后期的外贬,有一些已经是以藩镇驻所为出发点,贬地有可能距京师更近。另外,唐代前后期,流贬官员(尤其贬官)分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北方,无论是富庶地区还是僻远之地,人次都大幅度下降,南方,流贬官员(尤其贬官)进一步向东南方向集中,西南区域也是大幅度下降,这种变迁,除用环境的僻,离京师的远解释外,政局变动是导致变迁的主要原因。把唐代流贬官员进行分类,分别看其分布变迁。各类贬官的区域分布有趋同的地方,相互之间也有较大差别。首先,贬与流之间性质不同,安置地虽也有交叉,但从根本上说,分布区域界限较为明显,流放着眼于边地,却边地不是安置贬官的主要区域,贬官的安置范围更为广阔。各类贬官安置趋同的地方就是大都安置于僻远之地,尤其是东南各道府州县。不同的是,刺史分布范围更广,刺史是体现流贬官员分布普遍性特征的最主要群体。唐人所说的“重京官、轻外官”,这个外官应以刺史为主,另外还包括县令。刺史、县令是治理地方的主官,只是在重内轻外的大氛围下,才易出则视为贬。后期,随着藩镇成为州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刺史地位下降,刺史贬官增多,且多贬向江南。上佐、判司、县僚佐,多为冗余之官,多用来安置贬官。这些贬官多集中于南方僻远之处,但也有差异。从分布来看,上佐毕竟品秩较高,受贬者相应的降秩较少,也就说,受惩治程度较轻,安置地多在江南各州。判司、县僚佐品秩低,受贬者相应的降秩较多,受惩治程度较重,边地侧重于更偏远,岭南各州此类贬官数目明显增多。而且唐代后期,江南尤其岭南判司、县僚佐贬官明显增多。宦官贬官、武职(折冲)贬官、藩镇驻地贬官、东都贬官等,分布不具全国性,所以另行分析,得其特殊分布规律。总体言之,通过唐代流贬官员的分布研究,可以发现,流贬虽然是一个政治史的命题,也难以与政治史剥离；但以地理区域为主线,结合其他因素进行考察,可以深化对流贬问题的认识。这应该是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