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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在中国，自古流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北宋首任丞相）。据信，中国的《论语》相当于西方的圣经，孔子和耶稣在各自的文化中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论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因此《论语》的英译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绝好机会，对《论语》翻译的研究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因此，本论文的作者试图从国内外的阐释学角度来研究《论语》的英译本。 本论文的作者精心选取了五个《论语》的英文译本，即，李雅各的《论语》英译本、威利的《论语》英译本、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黄继中的《论语》英译本、赖波和夏玉和的《论语》合译本，探讨同一作品不同阐释背后的原因。 中国阐释学虽然零散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孔子被认为是中国阐释学的开山鼻祖，《论语》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阐释学思想。另外，《论语》古汉语的模糊性也提供了宽阔的阐释天地。 系统的西方阐释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伽达默尔和斯坦纳是该理论的两位代表。从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理论的共同点切入，本论文作者勇敢地把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理论的共同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同的偏见导致译者不同的信任和侵入，如宗教偏见侵入和文化偏见侵入;视域融合不是指一种视域屈从于另一种视域，而是一种更高的统一。换句话说，视域融合不是代替而是一种吸收。因此对原文不同的吸收或不同的视域融合产生不同的译文，直译和意译是它的两个极端，例如，理雅各采用的是直译而赖波、夏玉和是意译;效果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译文，因此，《论语》的复译就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总之，阐释学能告诉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译者会做出不同的翻译，译本之不同具有其合理性。这样我们就会欣赏不同的译本而不是去评价译本的优劣。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在欣赏这些译本的同时指出一些错误也是极有意义的。幸运的是，在这方面时间距离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它能区分消极的偏见和积极的偏见。本论文的作者就复译也提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如尽量避免隐性误解、音译高文化内涵词及用汉语拼音翻译名字等。毫无疑问，作为新的理论，阐释学尚处于发展阶段，阐释学理论的翻译研究目前还不成熟，因此存在一些争议在所难免，但它对于《论语》不同英译本的比较研究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