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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不仅是国际冷战格局的“转型时期”，也是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还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发展与完善的关键时期。本文主要利用最近几年解密的美国政府官方文献，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案例分析，探讨冷战转型时期(1969-1976)美国核不扩散政策。
本文认为，核扩散是核不扩散政策的根源和动力，核不扩散政策是阻止国际社会中核扩散活动的一种因应之道，二者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互相塑造和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是其与潜在核扩散对象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这一政策不仅要受到美国自身的情报认知、国内政治、决策者和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国际冷战格局、扩散者自身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和意图等因素有关。因此，在美国与其他核扩散对象之间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它并不总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也未必总是最后的赢家。
在战后美国核不扩散实践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想的影响从未消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追求的“冷战转型”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美国核不扩散实践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此期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从一个传统的外交政策问题进一步扩展到了安全战略领域，从而赋予了核不扩散政策以全新的涵义。在理论上，美国并不希望除它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获得核武器，以便维护其在核领域的垄断性霸权，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旨在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这一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能力与手段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在面临核扩散现实与因阻止核扩散而导致的更大战略损失之间，美国往往会采取典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比如在承认核扩散事实的基础上，尽力化解因核扩散造成的负面效应，乃至主动采取措施修补它与扩散国之间的关系。这与其说是一种“双重标准”政策，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政策。因为它更多地体现为核不扩散政策的一种结果，而非政策选择本身。
本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选题价值，以及研究述评和分析框架等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与核不扩散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同时提出本文关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变量和理论假设；第二章主要介绍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实践，以及冷战转型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涵义；第三、四、五章是本文的案例分析部分，主要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的核不扩散政策实践来进行深度案例分析，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有关对象国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针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主要归纳三个案例研究的比较结果和研究推论，并得出一些较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