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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于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研究是本学科的热点之一，但人们习惯于从以往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中考察这一现象：或视其为左翼的对立物、或局限在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之内。对于民族话语的演进情况缺少必要的梳理。本选题试图以20年代的一系列外交事件为切入点，集中考察现代作家、刊物对此问题的理解与书写情况以及这些事件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再现由自发的民族意识向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演进的轨迹，以及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旧派报人的文化资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之间的纠葛与调试。
为了使关注点更为集中，本文主要选择了五卅、万县案、五三和中东路事件为考察对象，结尾处则分析了曾虚白及《真美善》杂志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自觉提倡和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事实上，本文所考察的这一时间段，即25-30年，也正是政党意志开始进入文学领域、并在30年代初步成为一种统制性力量的时期。
简略地说，五卅运动是政党意志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开端。这一运动之所以形成了巨大的声势、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大的建构能力和知识分子对它的关注与支持。自然，现代传媒在整合与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功不可没。《怒吼罢中国》一剧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人们附会到万县惨案上，则表明了中国现代批评家希望文学能够反映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并肩负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的愿望。在对济南五三惨案的书写中，最可注意的是旧派报人和自由民主立场的作家对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所表现出的无限希冀，以及他们处处配合政府应对策略的自觉意识；而年轻的普罗文学家则开始面临如何调整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间矛盾的难题。在中东路事件的文学反映中，我们会发现市民兴趣和国家意愿之间的差距，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作家试图将这一事件纳入到他们的阐述体系中、并赋予其意义的努力。这一切是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只有将其纳入这一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才会明了它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同时，从自发的民族意识到自觉的民族主义的文艺政策，中间被滤掉的因素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由于以往缺乏对相关作品的系统整理，因此，我试图仿照阿英先生以“事变”为中心编辑文学史料的方式，对相关创作、评论进行尽可能详细的钩辑整理。另一方面，则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某些重要作品和论争的具体解读，来考察民族话语与其它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从而动态地呈现出20年代文坛的复杂面貌及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