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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双重视角来研究中国录像艺术。一个视角是从中国艺术整体语境中来研究中国录像艺术的语言自觉及在些语言自觉中我们所得到的启发。另一个视角是以录像艺术作为本体的支点来研究中国录像艺术语言的探索。从录像语言的本体来看,录像艺术语言不分地域和民族。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与现实语境的差异,中国录像艺术与西方录像艺术有着很大的差别。我试图从宏观到微观来研究中国录像艺术语言探索在各个层面上的意义。中国录像艺术的语言自觉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无疑具有超前性和诱导性作用；同时,中国录像艺术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录像艺术作品的“广州三年展”或“上海双年展”。所以录像艺术作为整个当代艺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的语言探索将极大地影响着整个当代艺术语言的发展与未来。
中国录像艺术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MOMA录像部主任芭芭拉.兰登认为“录像艺术在中国的活跃,是在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圆周闭合之后划出的一个新圆的起点”。我在文中用了八种“想象”来论述中国录像艺术语言探索的丰富成果。然而现在中国录像艺术却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惑,那就是数码技术,网络技术带来的更新的新媒体艺术诱惑和压迫。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总是孕育着进步论的思想兴奋剂,这无不影响这处于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状态的中国当代艺术。变而常新是这个世界不变的规律,如果我们以未来作为标准,似乎新对旧的替换是值得欢庆,因为我们似乎看到我们离未来更为接近了。然而当我们细心回首时却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步伐匆匆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媒介无论对于生活还是艺术都有不容置疑巨大影响,进步论在艺术界的附体表现为媒介进化论。中国录像艺术家从早期对录像语言的热情探索到后来的激情消退,其因为除了意识到对录像语言可能性探索的困难之外.录像的先锋性的丧失也或多或少影响着一贯具有先锋意识的中国录像艺术家们的选择。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选择看到媒介进化论的痕迹。如果中国录像艺术的语言探索如果就此止步,中国录像艺术语言的可能性也就无法拓展,这无疑是囫囵吞枣的表现。中国录像艺术如何超越目前的困境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