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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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应对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供给方面改革做了详细部署,将降成本列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中国制造业企业高成本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窗的深圳,原本就是靠着制造业发展起家,在全国实体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深圳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厂租和房租高企、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高、融资成本和税负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企业发展面临综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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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应对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供给方面改革做了详细部署,将降成本列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中国制造业企业高成本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窗的深圳,原本就是靠着制造业发展起家,在全国实体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深圳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厂租和房租高企、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高、融资成本和税负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企业发展面临综合成本上涨的较大压力。深入研究深圳实体经济综合成本构成因素及其特点、不同行业和规模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的构成以及变化趋势,对找准“降成本”政策着力点,精准发力、科学施策,在更长时间里有效避免综合成本上涨过快,为制造业企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深圳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好引擎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成本论和西方成本论为主要理论研究基础,整理总结了众多学者关于企业综合成本内涵、外延以及测算方法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企业综合成本的内涵:企业综合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之和。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分析性,本文综合成本主要包括: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交易成本和其他成本。在对深圳市制造业企业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虽然深圳市制造业行业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但是近几年的降成本措施已经稍见成效。并进一步采用敏感性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深圳市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构成因素,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体文章结构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意义以及文献综述的论述;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了马克思成本价格理论、西方经济学成本理论、会计学成本论以及工业区位论。第三部分是对深圳市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深圳市制造业企业综合成本的整体分析、分规模分析、分行业分析和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比较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深圳制造业总成本高位快速增长;二是成本结构中,材料及制造成本、物流成本、运营费用是深圳制造业企业总成本的主体,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等对总成本增长的影响更大;三是分规模分析中,中型企业是深圳市制造业的主体;四是深圳市不同细分行业总成本变化差异较大;五是与北、上、广、杭的比较分析中,深圳制造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大、成本控制良好,在物流成本和运营费用上存在优势。第四部分是对深圳市制造业综合成本的构成因素测算和敏感性分析,通过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分析各成本要素对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敏感性,研究结果显示:（1）深圳市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对要素成本、企业负担、交通通讯成本具有高度敏感性。即要素成本、企业负担、交通通讯成本变动会引起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发生重大变动。（2）深圳市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对环境成本、政策保障能力具有高度敏感性,且呈负相关。即环境成本越高,深圳市制造业工业增加越少;政策保障能力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工业增加值越高。第五部分是对深圳市制造业综合成本指数与各个三级指标的回归分析,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得出以下结论:深圳市综合成本与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之间有显著关系,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每增加1个单位,综合成本会增加0.3421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单位土地成本,综合成本会增加0.4677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单位环境成本,综合成本会增加0.2197个单位。短期内,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每增加1个单位,综合成本分别依次增加0.4030、0.4232、0.2666个单位。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对策建议,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降低边际成本贡献率,精准调降用工成本,精准调降用地成本、保障高端产业用地,构建行业敏感性指标、精准调降环境成本,精准调降企业税负成本、强化政策制度保障,精准调降融资成本、降低中小微企业成本负担,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六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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