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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养老方式。生育资源作为养老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其主观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计划生育的实施导致了生育率水平的迅速下降，使得养老资源的减少与家庭养老的矛盾突出。本研究基于对“到底生育早晩、生育数量多少、生育孩子性别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何种影响”这一现实问题的关注，采用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健康调查数据（CLHLS），对农村不同生育史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进行描述，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育史不同方面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评价、主观经济状况评价、精神状况以及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情况。最后，辅之以定性访谈材料尝试解释为什么生育史的不同维度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 （1）生育时间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健康状况评价产生了负向影响，并且表现出性别差异。早育对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健康状况评价和精神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晚育对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健康状况评价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影响下，早育对女性产生了直接生理性影响和间接社会性影响。晚育不利于男性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的评价。在社会性别分工和农村小农经济模式影响下，家庭需要尽早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家庭收入。晚育不仅不利于家庭生产劳动力的投入，还会导致子女抚养期的延长，加重男性老年人的经济重担。 （2）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不同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经济评价和生活满意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呈现出性别差异。 第一，子女数量对女性老年人主观经济状况评价产生了正向影响，对男性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从老年人的角度讲，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具有“聚集效应”，多子女可以“积少成多”从而使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总量增加。当老年人遭遇养老风险时，多子女在养老支持上分工与合作又会对老人的养老产生“风险分散效应”。最后，传统家庭性别分工论认为，女性在家庭中处于经济从属地位，对家庭成员的经济依赖性较强，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经济的支持。 第二，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况的影响并非简单的“门槛效应”。从整体样本的分析来看，子女数量“从无到有”对改善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无子女老年人群体中精神状况存在差异，由于人生轨迹和不同身份转换的过程中不婚、流产、子女死亡等人生事件的影响，“社会性无子女”老年人的生活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状况都要低于“生理性无子女”老年人。“生理性无子女”老年人由于早期社会角色和自我认知的定位，进入老年期后，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心理适应性。 第三，子女数量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多子女的养老支持的“分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以数量为基础，子女越多，子女之间可以通过协商的群体合作模式，实现家庭成员福利水平的最大化，有利于增进老年父母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子女养老的数量-质量替代机制尚未完成。现阶段，农村地区大部分老年人的子女受教育程度不高，且从事体力劳动者居多，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因此，子女数量依然对于老年人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3）子女性别结构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不同方面产生了影响。与有儿有女家庭中的老年人相比，纯女户家庭结构以及纯男户家庭结构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经济状况评价、精神状况、总体生活满意度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并呈现出性别差异。 第一，纯女户家庭结构对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主观经济状况评价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和生育文化背景下的存在“男性偏好”，儿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大于女儿。相对于儿女双全的老人，纯男户家庭结构对男性老年人的主观经济状况评价产生了负面影响，对女性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父-子”代际关系和“父-女”代际关系在传统文化中的差异性，父亲与儿子之间存在更强的理性的利己主义倾向，而女儿提供的代际支持则受到情感和利他动机的驱动。 第二，纯男户家庭结构对女性老年的精神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对男性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由于社会性别分工，儿子和女儿向老年人提供数量不等和类型不同的支持，女性作为家庭中传统的照料者，女儿在情感上与母亲更接近，儿子更基于义务和利己的原则提供支持。因此，男户家庭的女性老年人由于情感支持的缺失导致对其精神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纯女户的子女性别结构对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总体生活满意度产生了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传统社会文化制度和政治因素中家族势力、乡村熟人社会等因素导致了农村老年人养老中“儿子养老偏好”的形成。其二，中国传统观念中“养儿防老”背后深刻的文化渊源、现实基础和心理因素。其三，社会对于家庭养老保障的预期中，儿子价值大于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