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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会费问题是一个财政问题，也是一个反映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关系的政治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中国1971-2007年在联合国的会费比例变化来考察中国与联合国关系演变。在此期间，中国的会费比例变化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过程，其中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转折点;(1)、1974年，中国的会费比例从4.00％上升到5.50％;(2)、1980年，中国的会费比例从5.50％的最高点下降到1.62％;(3)、1996年，中国的会费比例从最低点0.72％开始缓慢增长。基于此，笔者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1971--1979;1980-1995;1996-2007。 在分析二者关系演变的动因时，可以看到，会费调整并非是与中国GDP的变化呈现正比关系，表明联合国的财政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会费调整的背后，除了反映中国自身实力的变化，更反映出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改变，也反映出中国应对国际机制政策的转变。最初，中国在与苏联对抗的背景下重返联合国，希望通过联合国来寻求社会主义阵营大国的地位和威望，因此给予了联合国超出本国经济实力的财政支持，甚至一度主动将其会费比例上调。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好转，开始专注于自身经济发展，对联合国的会费支持相当有限，会费比例甚至多年连续下降。这一时期，中国把联合国当作一个可以用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台。联合国体系中的经济性和功能性的政府间组织为中国提供了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援助、信息和资本。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实力进一步增强之后，逐步意识到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越来越重视塑造大国形象和承担国际责任，对联合国的支持力度也开始加大。 从其影响来看，会费调整在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缴纳会费比例的变化，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作用也在相应发生着改变。来自联合国两个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的例子清楚的表明，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已经不仅仅充当一个跟随者，而是开始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争当参与者和领导者。而联合国的中国籍雇员，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其占据的地位来看，都在不断地上升。这种“质”与“量”的提升，也正是会费变化产生的直接影响之一。此外，相关数据资料也表明，会费比例的变化还对中国在联合国全球采购中的所占比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总之，中国以提升会费的方式显示对联合国的支持将是对外战略中的一项长期选择。 会费比例调整反映出了中国对联合国支持力度的演变历程。着眼于未来发展，今后中国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在联合国中更加有所作为，而不单纯是财政上的支持力度。尽管单从数量上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参加的联合国活动有很大增加，但是，中国很难成为议程的制订者，也很难成为联合国活动的主导者。联合国是中国展示自己大国地位的重要舞台，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强大，随着中国会费的逐步增长，中国如何在联合国中更加积极地发挥建设性作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高自身的地位是研究中国与联合国关系中需要继续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