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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为个人生活史研究，它不是对风水本身的研究，而是通过对乡村风水先生陈仕策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其个人生活及境遇的变化来分析风水和风水信仰如何影响私人生活，进而透视国家、乡村、民众生活的互动与纠结，透视现代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和个人的型塑与规训，透视过去是如何影响当前和未来的选择等复杂关系。涉及的时间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21世纪初，跨度为半个多世纪，涉及的区域主要为山阳县杨地镇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风水先生陈仕策活动的主要场域。因为他从业所涉及的范围已经越过了山阳县甚至到达邻县、邻市等更远的地方。所以，若是把风水先生陈仕策活动的区域理解为以杨地镇为中心辐射出去的空间，则更符合笔者的本意。 陈仕策走上看风水的道路纯属偶然。陈家的看风水要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到其族兄陈仕庆这一代时，因为社会动荡不安，许多人便走上了扛枪和经商的道路，愿意静下心来学习看风水的陈家子侄没有了，连陈仕庆自己的儿子也嫌学习看风水需要颂记的内容太多而不愿意学。祖传的风水术面临传承危机，经族内老人商议，觉得子侄中念过书、比较聪明的人选首推陈仕策。于是，陈仕策在14岁的时候走上了跟随族兄陈仕庆学习看风水的道路，陈家祖传的风水术包含了相地、做法事、驱邪治病和扎花草等诸多内容。自打学满出师后，陈仕策除了干些日常农活就是给人看风水，看一次风水有时的收入比辛勤耕作半个月的农活还要强。由于勤奋好学、待人友善和职业技能娴熟，陈仕策很快成了狮子凹村及其周围地区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虽然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等，但并没波及到陈仕策的看风水活动，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过着日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杨地公社的风水先生相继受到批斗，陈仕策也一度被作为批斗的对象。但由于他平日里言语谨慎，在日常生活中人缘好、口碑佳，因此响应者寥寥，陈仕策得以躲过冲击，但他的看风水活动却被迫停止。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治控制和社会环境暂松，陈仕策的看风水活动逐步得到恢复并走向兴盛，其活动的范围逐步走出了也逐渐越出了本乡、本县、本市甚至本省。 风水在杨地镇的村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人与自然、个人与群体、生者与死者、病人与健康人、家庭与村落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共生，是村民基于风水对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做出的选择，时至今日在杨地镇及其周围地区的乡村仍然比较流行。杨地镇比较有名的风水先生有三家，但另外两家后继乏人，缺少有名的后继者。陈仕策之所以成为杨地镇及其周边地区最有名的风水先生，除了他熟练的技艺和温和的为人外，和他拥有众多的徒弟是分不开的。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深刻冲击，原来不同谱系风水先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也逐渐为竞争和纠葛所取代，包括陈仕策的徒弟在内的杨地镇风水先生群体也发生了改行与分流，最后陈仕策和他一些仍在坚持看风水的徒弟在杨地镇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随着社会和政治变迁，陈仕策的个人形象在村民、县乡官员、家人、亲戚、徒弟和病人的眼中也历经演变，这些形象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造就的，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变迁，又反映了人们的内心矛盾、思想裂变和生活追求。陈仕策在官员、村民、亲戚、家人、徒弟和病人心目中的这些印象，既相互重叠也相互矛盾。而他之所以被贴上这些有时一致、有时却彼此矛盾的标签，恰恰是由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人们对风水先生这一角色的不同认识和解读所造成的。一方面，政府的思想改造运动与风水先生在传统乡村社会的角色之间的冲突，使得风水先生形象本身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和模糊性，从而给人们提供了识读陈仕策的宽泛解释空间;另一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变迁造成的社会裂变和差异，正在方兴未艾的向着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人们内心里积聚的焦虑和不安也深刻地影响了对风水先生在乡村的想象和功能的认识与评价。 笔者希望借助乡村风水先生陈仕策的个人生活及其境遇——以及有关于此的文本、语境、实践、社会反应以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来勾勒乡村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变迁中的细节和图景，力求在时代变动大背景下研究风水先生陈仕策的个人生活史，着重考察他的看风水生涯，以及他与家人、徒弟、村民、乡村社会和乡村政权之间的互动与纠葛，以及由此而做出的反应与选择。在风水先生从业的场景中，风水不仅能够作用于它的直接受众，同时还能通过场景氛围的塑造来影响场景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的影响效力，很多时候都是借助风水先生的身体实践来实现的。这也是风水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延续和拓展的重要媒介和手段。 在杨地镇及其周边地区，虽然缺少生活与信仰的象征物，但围绕着风水、各类神仙的传说与信仰活动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形成了一个整合的、基本自足的的乡村生活世界。从杨地镇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来看，直到20世纪末，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偏远、相对封闭的地方，无论是交通还是通讯都远离城市生活的轨迹。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交通、通讯设施在杨地镇及其周围地区的迅猛发展，这样一个似乎被现代生活遗忘了的地方发生了以前很难想见的生活景观改变，而村民们的观念也处于了矛盾和转型的交织期，其生活世界自成一体的自足特性也正在缓慢的发生着变化。站在一个田野调查者的立场来看，人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些问题: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乡村和家庭、个体的生命历程如何与整个社会变迁发生联系，何以能够透过个人生活史和微观层面的民间历史资料理解和解释社会变迁？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处于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信仰中？解答上述问题，象征替代和功能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虽然1950年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构，并通过摧毁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意义系统而大力推进，但这种意识明确的努力虽然使国家影响成功进入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却未能建立起新的、具有整合性的结构和意义体系。通过对杨地镇及其周边地区村民日常生活的调查和研究，给了人们一个很好的理解乡村社会变迁和个人生活境遇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地镇及其周边地区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为今后更好地深入研究乡村社会打下了基础。笔者在杨地镇的北坡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甚至青年时代也部分在杨地镇度过，接受过这个乡村传统文化的濡化和现代初等学校教育，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始终认同自己是一个“杨地人”。选择杨地镇的狮子凹村及其周边村庄作为这项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更多是出于研究趣味和学术志业的考虑。 历史人类学研究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它要求历史研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通过“参与体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笔者的这篇论文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分析和解释风水先生陈仕策的生活和境遇，进而阐述家乡的历史与现实，表达自己的关怀、经验与信念的一种尝试。笔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探究像杨地镇及其周边地区村民的精神信仰和生存之道，有责任去描述和解释像家乡杨地镇这样的边缘山区在当今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让尽可能多的图景、人物和故事不至于默默流逝。 笔者的最大问题是，在家乡研究中如何做到尽量克服“家乡中心主义”造成的“无意识谬误”，以及如何作到“进得去”、“出得来”是“在地化研究”面临的实际问题。作为土生土长的“杨地人”，笔者在对语言、风俗习惯和乡土人情的把握上相较于“陌生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田野调查中，没有遇到听不懂的方言、理解不了的话语，在群体认同和文化传承方面也有“陌生人”所不具有的自身条件，所有的访谈都是在随口闲聊和拉家常中完成的。由于田野调查的对象就是自己自小谙熟的地点和人物，笔者确信自己能掌握理解这个地方历史与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