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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中,共和国不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符号,它不仅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更是一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的政治价值体系与政治生活方式。共和的理想在于实现合理、文明与和谐的社会公共生活,使那些既相互竞争同时又具有公共利益的社会成员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不仅促进他们相互依赖的利益,而且也促进他们各自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共和的生活既不可能是天然存在的,同时也不可能会自发实现。共和的基本前提在于肯定人类生活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特征,认为任何试图在社会成员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中追求和谐与幸福的观念都是不切实际的。共和并不否认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会存在着利益竞争和冲突,但是,它否定通过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暴力方式解决社会冲突,认为只有在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合理、文明与和谐的社会秩序。所以,共和思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它认为无政府主义忽视了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的重要性,因而是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相违背的。
在政治生活中,虽然共和肯定了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的价值,但是,在非共和的社会中,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往往会成为支配社会成员的工具。通常而言,作为支配的权力主体是通过武力、武力威胁、操纵甚至诱导和说服来获得被支配者的服从。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支配的权力通常并不会运用直接暴力的方式对待被支配者;但是,如果被支配者试图反抗支配者,那么,支配者必然会运用暴力甚至是杀戮的方式对待被支配者。这就表明,生活在支配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实际上并不具有共同的生活世界,而是处于不可解决的敌对状态中,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且无法摆脱这些对立面。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苦难,乌托邦思想应时而生。共和肯定了乌托邦思想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乌托邦的实现条件不是从现实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它通常缺乏将抽象的价值理想转化成为可操作的政治生活实践的有效机制,所以,共和同时也否定了乌托邦的不现实性。
在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共和的实现离不开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既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承认,同时也是个人价值与人格尊严的实现,它表现在政治权威、政治权力与公民身份三个方面的解放:第一,从政治权威的角度上讲,政治解放意味着人们不再服从于那种为人类政治生活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神圣权威,而是在人类社会内部确立起“人民”的权威,将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依据确立在“人民”授予的基础上;第二,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上讲,虽然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天然就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但是,它不再是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交往形式,因而也就否定了通过武力、武力威慑或者操纵等作为支配的权力的运用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从政治身份的角度上讲,政治解放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再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成员身份,而是确立起不受支配的平等的成员身份。
在共和国中,虽然在制度安排上排除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支配性关系,但是,公民之间不仅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竞争与冲突,而且也可能会存在着政治排斥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意味着通过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的方式将社会冲突控制在无支配与非暴力的秩序范围内,强调在共和的前提下包容不同社会利益与价值,通过协商与说理的和平、公开与公正的方式进行利益竞争,依靠法律和道德调节利益冲突,寻求在人类多样乃至对立的利益冲突中实现合作与均衡,不断改善、促进与优化现有社会合作体系。事实上,共和国既需要合理地控制与包容社会冲突,同时也需要有效地调节与转化社会冲突;它不仅是一种调控社会冲突的艺术,而且也是一种化解社会冲突的艺术。
从逻辑上讲,在政治论证过程中,不仅需要对共和的内在逻辑进行阐释与说明,对共和价值的正当性理由进行政治论证,而且还需要对共和国的实现条件,即如何保障与维护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进行讨论。维护共和国,就是维护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维护公民们平等协商与合作共享的生活方式,维护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就其内涵而言,共和国的实现条件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共和国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和说明。
在政治社会中,共和国要想维护其长治久安就必须实现社会公正。在共和国中,共和的原则与精神既为社会公正确立了实质性的衡量标准,同时也为社会公正提供了程序性的实现方式:一方面,共和是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正义的角度理解社会公正的,它表明,只有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排斥的前提下,社会公正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它意味着,社会公正应当通过共和的方式予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在具有平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都能够通过和平协商与包容的方式参与到有关社会公正的讨论中去的前提下,社会公正才可能得以实现。通常而言,在共和国中,社会公正包涵恢复性正义与分配正义两个方面的内容。恢复性正义既涉及到如何惩罚侵害他人自由的社会成员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如何在共同体内部实现社会和解的问题。在恢复性正义观念的指导下,共和国的惩罚原则应当是为了促进公民享有无支配的自由,给予应当受到惩罚的人以应有的惩罚,并且在罪犯刑满释放后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共和国中,分配正义的实现要求在社会分配领域中排除结构性不平等的情形,保障公民们拥有大致平等的物质资源,拓展公民们的可行性能力,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
社会公正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公正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政府本身也可能成为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这种意义上,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保障政府履行其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是影响共和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在具体政治制度安排上,共和国通常会采取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法治则是共和国的基石。民主既是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与偏好的机制,同时也是不同公民或者公民群体在宪法与法律安排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平衡的机制。通常而言,在共和国中,民主包含着两种方式:其一是公民通过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代表来管理公共事务的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其二则是公民直接参与社会协商的协商民主的方式。在共和国中,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法治的实质是通过公民制定或者承认的宪法与法律将所有社会事务都置于法律规范之下,保障与维护公共秩序,确定权力运行的范围,否定权力的恣意运用,界定权力持有者应该担负的责任。
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共和精神的信仰,取决于公民们对共和国的制度安排的态度与情感。共和国必须通过公民化的机制提升公民能力,培育公民人格,实施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不仅是公民们的个人事务,而且是共和国的社会公共事务,是为实现优良的社会公共生活而设置的政治制度安排与政治组织形式。只有在大量具备公民人格与公民能力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前提下,共和国才能实现安定团结与长治久安,也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