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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高速低效、国内储蓄不能转化为有效投资条件下，外资大举进入且收益可观，反映了内外资（FDI）存在着本质区别。为了寻找内外资的本质区别，作者在大量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选择了内外资本质区别的源头——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为论文的逻辑分析起点，避免了目前国内外关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献没有区分两种资本异质性的局限性，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建立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模型。以引资最多的部门——制造业为对象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并致力于寻找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及深层机理，为中国内涵经济增长提供决策依据。本论文在构建理论模型后，按“绩效——行为——制度”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在利用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基本原理对资本配置微观机制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内储蓄不能够转化为有效投资条件下，金融部门资本配置效率对实物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将这一模型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得到：外资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与较高的产出效率和劳动力投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平衡经济增长的均衡条件；外资部门试图通过技术垄断、产业控制、限制技术外溢，降低内资部门的追赶速度，尽管可以保持外资部门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和较高的资本相对产出弹性，但因不能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平衡经济增长。这一研究突破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中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假定，揭示了外商投资动机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结果的有机联系，指出了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平衡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为制定科学的引资政策，寻找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内涵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全文的分析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2）用JeffreyWurgler思想、截面数据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计量了我国制造业总体、内资和外资不同年份、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得出：在这三个层面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内资，从而验证开放经济下资本配置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分析前提——我国内外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在产业层面，根据外资中低技术密集产业资本配置效率高于高技术密集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的结论；在区域层面，根据外资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没有带来内资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的结论。验证了开放经济下，外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外溢、进而促进平衡经济增长的有限性。上述研究为寻找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内涵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撑。 （3）以外资为参照系，将实际利用外资与政府财政收入、银行信贷规模、证劵市场规模作为影响年度和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配置主体变量，将制造业28个产业外资固定资产占比与其它产业结构指标作为影响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配置客体变量，分析了资本配置主客体因素对我国制造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出我国制造业资本配置低效的主要原因是配置主体低效。通过外资在产业层面显著正向影响销售收入、增加值计算的资本配置效率，但不能够显著影响利润计算的资本配置效率的结论。进一步验证开放经济下，外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外溢、进而促进平衡经济增长的有限性。上述研究为寻找内外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形成的深层机理与制度根源提供了实证支撑，进一步阐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平衡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4）根据地方政府、银行在制造业资本配置中的作用不如外资有效的结论，通过配置主体行为及行为产生的制度条件与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中资本配置的最优化条件比较，剖析了配置主体行为及制度条件对内外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作用机理，提升了国内外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的分析层次。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行长（政治银行家）基于职位提升和银行业绩双重目标、信贷员基于个人收益最大化和惩罚最小化目标产生的信贷配给行为及由此形成的内资资本配置低效的机理剖析；通过对地方政府GDP锦标赛行为——引资竞赛行为——对外资税收减免和基础设施竞赛行为及由此加大内外资资本配置效率差距的机理剖析；提出了重视内资资本配置效率、调整引资基点；改进银行家选择机制、减少信贷配给；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资本配置权的政策措施。 作为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中国经济管理问题研究课题，没有现存的理论可以直接借鉴。上述研究在逐步加深对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下中国经济增长高速低效、国内储蓄不能转化为有效投资下，外资大举进入现象的认识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经济改革与市场微观机制要求的自下而上的资本配置效率在速度和效率之间、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之间、宏观技术外溢效应与微观创新投入补偿机制之间能否均衡，在制度与机制设计上如何协调及协调路径选择的研究已摆在我们面前，上述研究为这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