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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基本原则,是依据人地关系思想解读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和全球其他区域的国家公园相比,在地图上儿乎找不到我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边界信息。 论文在系统收集整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材料的基础上,应用岛屿生物地理学说中的SLOSS思辨模式,结合中国固有的“聚散”哲学概念,针对19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边界,逐一进行了空间组织结构分类,结果用图示化的方法全面展示了风景名胜区边界的外观形态。研究发现,零散组合类风景名胜区多达76处,其中包括40处群星组合型风景名胜区。这样复杂而分散的边界布局,既不利于地图信息的表达与传播,也不利于景观资源的统一管理。 作者因此继续讨论了针对风景名胜区边界和行政区划边界交互关系。结果发现,在全国208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跨界类风景名胜区多达68处,其中包括跨越省界的风景名胜区2处,跨地级政区边界的风景名胜区13处,以及跨越县界的风景名胜区53处。刚性的行政区划边界,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边界的弹性生长施加了外部约束限制,使得跨界风景名胜区边界生长艰难,其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成为实际管理中的一大难题。 论文随后在纵向考察12年间风景名胜区面积统计数据波动变化的过程中,为边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动态演替特征,找到了直观的证据支撑。在全国体系中,多达12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不能提供完整的年度上报数据;而在剩下来的8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12年之内面积数据不能保持一致的多达59处。数据的波动变化说明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边界的法律效力,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规划面积和政府职能部门上报面积之间的差值,降幅高达60倍以上;三江并流的降幅更是超过120倍。 显然,面积数据波动背后的边界动态演替,必然受到人文社会因素的驱动。论文因此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风景名胜区边界面临的人口环境压力。研究表明,在城镇聚居圈的风景名胜区,城市居民用地扩张直接吞噬着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边界;在乡村聚落圈和民户散居圈,人口和户口的同步增长,也带来了一定的边界压力。就旅游人口而言,中美双方国家公园边界访客接待量和环境压力指数的比较,经典性地说明了我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边界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2007-2010年中的任一年,太湖的访客接待量,均已超过美国高峰接待量前10位国家公园数据的总和;在2009年和2010年,中国排行前10位的任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个体接待量均已超过美国首位排行公园——人雾山。中美国家公园边界旅游人口压力指数年度平均值对比形成的巨人国际反差,更是具有冲击性的环境教育价值。 正是这种“旅游人多”和“游憩地少”两者之间形成的尖锐矛盾,推动我国政府及职能主管部门陆续推出了其他国家级公园项目。论文接着考察了这种多元化的公园体制对风景名胜区边界生成与边界稳定的群体约束机制。研究表明,“人多地少”在整体上制约着多元化公园的空间布局形态,结果,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国家级公园边界交叉现象。在208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有44处所在地,先后设立了与其存在边界交叉关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104处所在地,先后设立了与其存在边界交叉关系的国家森林公园;有66处所在地,先后设立了与其存在边界交叉关系的国家地质公园。多种公园的边界交叉,淡化了风景名胜区边界的专业化国家公园地位,增加了公共管理领域的边界冲突。风景名胜区边界的正常生长,由此受到多元化公园的群体牵制。 全文研究证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边界,在总体上还处于成长初期,遭遇着多重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着边界不稳定现象。从制度层面上讲,只有依据立法,尽早创建规范化的中华国家公园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边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问题。 为了改变在地图册上看不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边界标识的尴尬局面,作者在按计划结束研究任务的同时,初步编制完成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边界现状与空间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