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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外在表现是自成系统的一组话题、陈述、表述或言说,而其内核是社会历史事件。“话语”与知识、权力密切焊接,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三维整体。政治话语是各类政治主体在进行政治活动时所使用的语类集合,标识性政治话语是话语体系和话语模式的纲领和经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当代中国的标识性政治话语。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是一个理想规范意义上的概念,真正实现社会本质的“社会”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通用词、同义词来使用。如果严格按照马恩的观点来判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并未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斯大林模式主要以苏联的制度特征来定义社会主义,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将传统的制度特征型定义转换为价值目标型定义,较好地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共识,提炼出了各种社会主义概念的共同义素,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并为中国政治实践提供了广泛的操作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中国特色”,起源于“中国”的弱化、“西化”的盛行。“特色”与“国情”的倡导或搁置,与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自身的实力涨落密切相关。当前,从话语输出的角度考虑,必须逐步淡化“中国特色”的提法,更多地提出内涵共通、价值共通的话语。人民、发展、改革、和谐、共同富裕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核心义素,它们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而价值基础的背后,是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元话语”。当前,传统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网络民间话语的崛起、西方话语的渗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面临着被解构危机和挑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必须根据时代变化进行大胆地创新和发展,并适时地从话语守势转向话语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