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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经历了持续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增强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很多制造业企业不断向东部沿海的几个省份集中，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就业水平占全国的份额变得越来越低。然而，与世界先进制造业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从最初发展到现在一直承担着中国制造的角色。尤其是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鉴于此，本文试图采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集聚理论来分析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而为优化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旨在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利用Fujita和Thisse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变量，制度环境变量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和空间技术溢出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完善，该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也越加明显。其次，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空间技术溢出的影响，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以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为度量空间技术溢出的关键指标，以地区的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关键指标，并引入制造业集聚、法律制度、实体经济市场化水平、虚拟经济市场化水平等三项制度环境指标以及其与制造业集聚变量的交互项，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单纯的制造业集聚并未给我国带来正向的技术创新影响，也未产生正向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而加入制度环境变量后，制造业集聚与法律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对地区的技术创新和空间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结合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情况就如何优化制造业的空间布局，促进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