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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庄子》中言及仁义的地方大多是与在儒门学者的对话中，庄子站在道家之“道”的立场上，对仁义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通过道家的求“道”之方来否定儒家的仁义之方，用形上层面的大道代替形下层面的仁义。儒道对仁义的不同态度，其实是理想层面的思考与现实社会境遇之间矛盾的映现。道家以无为为理论主旨，主张人性的回归，追求虚己以得道的逍遥之境；儒家则以有为之方挖掘本性，加强身心修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庄子》中，道家人物对儒门圣贤的驳斥，是庄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同时彰显了时代的现实矛盾。
从本质上说，儒道都是通过证明仁义与人性的关系来定位仁义的作用和地位的。庄子笔下的儒家人物，认为仁义是人之本性，据守仁义，以达到理想的圣人修养境界；庄子批判之，并提出仁义并非人性的内容，而是违背人性的身外之物，其作用是“撄人心”。庄子在批判仁义的基础上，提出人性的本真状态乃大道之境，修养的最高境界乃是虚己以游世。
虽然批判仁义是庄子理论的一大特色，但是庄子并不是完全否定仁义，而是持相对肯定态度。庄子提出“仁义，先王之蘧庐也”，“假道于仁，托宿于义”，这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承认仁义对于古代圣人修养得道的相对价值。庄子认为仁义的作用是及其有限的，仁义“不可久处”，只有通过一翻“心斋”、“坐忘”
的过程，才能达到与道为一的修养境界。庄子在批判和相对肯定的基础上，对仁义做了内心的理想定位，以“大仁大义”来代替儒家的仁义，于是摈弃了儒家仁义的价值，并通过借助于“忘仁义”的手段来成就人性回归和得道守道的目标。
通过阐述庄子思想的仁义与人性、仁义与道德、仁义与社会等方面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庄子》中许多思想史料都是来源于儒家学说，或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庄子对仁义的否定和相对肯定，是借鉴孔孟仁义观的基础上，对儒家的现实境遇和道家的理想追求比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