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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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出土文献为切入点,结合传世文献,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根据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诸子及儒家典籍文献情况,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学术概况和儒学流变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战国后期的学术概况。战国后期,百家争鸣进入尾声,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的学术中心,诸子宣扬学说的方式由春秋及战国前期的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开始转变为进行集中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开始进行了学术政治化实践的尝试。以儒学、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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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出土文献为切入点,结合传世文献,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根据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诸子及儒家典籍文献情况,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学术概况和儒学流变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战国后期的学术概况。战国后期,百家争鸣进入尾声,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的学术中心,诸子宣扬学说的方式由春秋及战国前期的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开始转变为进行集中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开始进行了学术政治化实践的尝试。以儒学、黄老之学、法家及阴阳家为代表的学派内部的整合和学派间互相交流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以韩非、邹衍为代表进行的学术政治实践化,也使得法家、阴阳家思想更具有政治实践性。第二部分,出土文献所见的儒学传播。自孔子殁后,儒家后学开始向各地进行儒学传播,对中原及南方列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出土文献中发现的儒家文献分析,战国后期的儒学已经对三晋地区、吴越地区、秦楚地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保留了诸多儒家经典文献。战国后期,荀子对诸子学和儒家内部诸学派提出了批判与整合,提出了独特的天人观、礼法观,激发了儒学的实用性,开创了儒法融合之先河。第三部分,秦统一后的学术思想与制度。秦始皇统一后延续了秦国的重法传统,并辅以阴阳家思想来证明秦统一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从出土《秦律》中可以看到秦统一后的法家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其中所体现的思想也延续了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高度融合状态。但是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献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篇中的儒学因素及《秦律》中的伦理观,结合传世文献中记载秦礼内容和秦始皇陵出土的相关文物中也可以看到秦人对儒学的应用。第四部分,秦代儒学的生存样态及影响。由于秦始皇统治中期采用了严苛的文化政策,限制了民间儒学的发展,导致秦代儒学生存样态被迫发生了变化。除官方的博士官及其保存的儒家典籍外,民间儒生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挤压,儒生选择了隐居或入仕秦政府;民间儒家典籍或藏入壁中保存,或因遭焚毁而只能口耳相传;为秦亡之后儒学重新发展和儒家典籍重新流传提供了契机。第五部分,汉初出土文献对秦代儒学传播的印证。由于汉初的文化政策有所放宽,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文景时期重新设立儒学博士且放宽民间学术限制,同时汉初政府积极向民间征集图书典籍,促进了儒家的重新发展;同时,汉初的儒生多从秦代的严苛法令下生存而来,故汉初儒生的生存样态可以反证秦代儒学的发展;此外,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定州汉简《论语》也可以看到秦代至汉初的儒学虽然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但是向南北方向均有了充足的发展,且儒家典籍文献也得到了保护。最后的结语部分,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儒学流变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战国后期诸子学开始进入内部整合和相互融合阶段,儒学在这一时期由荀子对儒家思想及黄老之学、法家思想等诸子学术进行了较高程度的整合,提出了独到的礼法观、天道观和天人关系理论。秦统一后,儒学在秦代的严苛文化政策下艰难发展,儒生和儒家典籍得以保存。儒学主动地与诸子学进行融合,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学,同时为汉代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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