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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方式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出现“家庭化”流动的趋势,由此颇具规模的第二代移民逐渐形成。由于我国教育机制改革的滞后性,流动的民工子女无法完全被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为满足民工子女就学的市场需求,体制外的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但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在这类特殊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也随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身份。
本文以南京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为田野调查点,采用个案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给那些“沉默者”以话语权,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进行“情境化的”、“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
在学校这个场域中,由于学校创办和管理的“私有企业性质”,使得校长处于绝对权威的“老板”位置,而教师只是和学校有着经济雇佣关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主体意识和话语权:老师由于缺少编制,无法获得与公办教师一样的社会保障,而学校实行的市场化待遇尽力压低了教师的工资,迫使他们“自动”放弃保障；教育职责的变质、考核的缺位使得传统的教师教学仅居于次位,保证学生的安全,让家长满意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做一名教师的基本职责难以实现；教师的法理性权威缺失的情况下,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也难以在学生中建立,因而在民工子弟学校,真正的教师身份难以实现,他们只是扮演了一个“打工者”的角色。
作为一项研究方法,访谈本身可以表达很多访谈中可以被掩饰的内容。因为情境本身就是由个体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和成员身份的认知所形塑的。所以本文在第三章对访谈的情境和教师的最终身份进行了解析,回应了上文的身份建构过程,揭示了教师的打工者身份的真实处境及最终的结局。教师的身份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认同的缺失使他们一有机会就放弃了教师身份或走向认同的重构。
如皮特·伯格所说“身份的认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教师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评价在学校这个场域内建构了他们打工者的身份,但其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身份。社会流动链的断裂、教育体制的不完全性、法律保障的虚无、教师自身的过客心理导致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难以逾越制度的障碍,“打工者”的身份认同成为必然。
文章的结语中对由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身份引发的教育公平和“打工者”本身进行了反思,希望丰富我们对城市外来人口的认识,及时的疏通和解决存在的问题,相信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农民市民化、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和出路问题将影响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笔者希望本研究也能提供一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