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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均呈现产出波动显著减小的发展态势。近几年来，国外经济学者开始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这种发展态势，并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新趋势。但目前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尚属空白。本文的研究以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为宏观背景，基于微观层面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机制，旨在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波动关系的转轨经济特征作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 本文从“一般性理论模型——一般理论模型验证——理论模型扩展——扩展理论模型验证”的研究思路出发，主要考察了金融约束存在条件下金融发展对一般性企业产出波动以及对不同金融约束企业（异质性部门）产出波动的影响及微观机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理论和经验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波动指标计算和周期衰退时期识别中本文主要采用了国际惯用的滤波技术。在计量分析中，本文不仅应用常规的OLS回归方法，而且还将国外最新的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成果ADF单根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Grange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GMM方法运用于实证分析中。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第一，基于金融约束下的次优投资理论(sub-optimal investment in financialconstrained)和信贷乘数理论，本文给出一般或基准理论模型，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理论分析表明，当经济中平均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生产不能到达其最优边界水平。当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在信用乘数的作用下企业融资能力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产出水平。当金融市场和体系改善时，这种变化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生产决策，从而降低企业产出波动性。第二、在上述基准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模型扩展分析，本文从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不足对金融约束异质性部门产出波动的影响。本文采用了经济学分析中常用的“两分法”，从两个层次进行了讨论:一是考察一种极端的理论情形下的企业产出波动，即假定经济中两类企业中一类面临金融约束，一类不面临金融约束。二是进一步放松假定，考察面临不同金融约束的两类企业产出波动的情形。本文理论分析表明，外部冲击发生时经济中面临不同金融约束的部门会表现出不同的产出波动性，各部门产出波动的大小取决于其所面临金融约束的程度。对于不受金融约束的企业而言，生产总是能够达到最优生产边界，金融发展并不影响其投资和产出行为。对于面临金融约束的企业而言，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同时影响企业偏离最优生产边界的程度和产出波动性。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不足的负面效应将主要由金融约束大的小企业承担。对于经济中两个同时面临金融约束但金融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而言，本文研究证实金融约束大的小企业产出波动性高于金融约束较小的大企业。当金融市场发展变化时，金融约束类企业融资能力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产出波动。第三，基于上述的基础理论分析，本文将金融发展对异质性部门金融约束的分析拓展到解释地区经济波动以及地区波动差异问题。本文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异质性金融约束部门经济结构与产出波动的关系。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系中总量水平产出波动取决于经济结构及其面临的金融约束程度;面临融资约束较大且表现出较大产出波动的部门在经济中比重越高，那么地区经济中总量产出的波动会越高。第四，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选择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并运用中国地区的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设分别进行检验。本文经验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约束影响我国经济波动，金融发展有助于改善金融约束程度，降低产出波动性;对于异质性金融约束部门中受约束和不受约束情形，当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经济衰退）受融资约束限制严格的非国有经济由于受到冲击的影响更大，使得在整个工业部门总产值中的比重显著下降。而且，当进一步考察两个面临不同金融约束的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变化时，研究发现经济衰退中非国有部门生产率减小高于国有部门。本文两种计量分析得到相同的结论，即经济波动中非国有部门受到影响的程度大于国有部门。这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足的负面效应主要由民营、中小企业承担。在考察金融发展、经济结构对地区产出波动影响时，本文经验分析证实了面临金融约束的中小企业规模扩大会提高地区经济中产出波动性，同时地区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小企业在经济波动中所承担的负面效应。本文经验分析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信用机制的传导效果，并反映在地区经济波动的差异上。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很好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