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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汉之比，无论史学、法史学界，古今中外学者多有论述，随着简牍的材料的不断发现，又有新的发展，但对于比的概念、缘起，不同种类的比的区分考证，以及相关法律文件的编撰、存档，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仍需一番系统的梳理讨论。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与秦汉比相关的传世、出土法律文献的爬梳整理，能够进一步呈现秦汉之比的概貌，及其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文在开篇的学术史简述后，开始了正式的论述，第一部分介绍了比的含义与渊源，本部分是在对已有学说加以总结辨析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通过对古今与比的概念有关的论述进行讨论，认为徐世虹教授对于比的解释最为可取，即比有双重的含义，一为则例、故事，指既定的判例、律令，同时也作为一种司法类推行为的存在，指对既有律令、成例的比附。笔者认为两层意思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该观点将在下文的论述中得到阐释。而比这一种法律形式，溯其源头，与最迟从春秋以来的法律实践中对旧有事例的重视有关，这一点无论是有关传世文献，还是出土简牍《包山楚简》中的司法档案皆可证明。由于重视既有案例对司法的指导作用，在当时形成了与编纂成文法并行的法律传统，并由荀子在理论上加以概括，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秦汉与比有关的法律活动。第二部分进入主题，即关于诸种比的考证，笔者将比分为律令之比、决事比、私人契约中所见的比与礼仪政事类的比四大类，这只是基于学理上的方便讨论，现实中并无此严格的区分。此前学者对此已有提及，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而有些则为前人未曾注意，笔者加以钩沉考证。首先，笔者认为律令之比主要通过对既有律令的比附而成，并对此后类似情形具有约束力，所以可以视为名词性的比存在。笔者还发现出土文献中所见汉初刑罚类律令之比与秦代相比，数量上减少，这与当时立法技术的进步有关。而且汉初的律令之比多与身份有关。而传世文献中所见多为诏令之比,其中一部分的影响贯穿两汉。其次，决事比是既有的判例，起源于秦代廷行式，笔者在此将对廷行事不是判例的观点加以批驳，并将汉代的决事比加以分类考证。再次，从可见的私人法律文书中也可见到对比附的应用，说明了这一法律活动的普遍性。最后，对礼仪政事类的比加以考证，该类比涉及面极广，大体包括仪制、爵赏、身份继承等等，这是与礼制政事的驳杂有关，在政事、礼制发生争议时，该类比往往是做出决断的有力依据。第三部分，笔者在上文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比在法律实践中的动态运作。比这一法律形式的产生有一个编撰的过程，而对于数量日益增多的比，则逐步加以整理、汇编，以至编纂成典，本文将逐一介绍单个判例的各种编撰方法，以及汇编整理成典的活动。再就是揭示与比相关的司法文件的存档，这些都是以往容易忽略的问题。最后，对于比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人们常常易受班固随意比附，奸吏弄法的观点的影响，笔者在此的目的，在于说明，秦汉对于比的应用，是有其严格的标准的，以期达到司法公正，但是，由于比本身的弊端，与司法人员腐败，以及刑事政策的改变，班氏所言的司法不公也屡屡见于史书，这些都成为后世借鉴的重要经验。在最后部分，笔者对全文的观点加以归纳引申，以期对全文加以总结，也是为了进一步阐发比在秦汉法制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意义，是法律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