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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柏生前殪后，诗名两判。其人性慧早熟，咿呀成诗（I lisped in numbers，for the numberscame），廿初，即作《论批评》，昂然侧于贺拉斯、德莱顿、布瓦罗等批评大师之列。其诗宗法古典，精雕细琢，圆转浏亮，片语成金，不啻缪斯女神之化身。英国十八世纪无人能出其右，约翰逊博士为之定论作传，以冀不朽。 浪漫主义方兴，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哈兹烈特等人倡自然之回归，感情之流溢，以浅白俗语（rustic language）入诗，深诟蒲柏用辞过饰，用情过矫，以浪漫主义之准的衡新古典之义之得失。自此蒲柏诗名不振，批评家多以二等诗人之上等目之。及维多利亚时期，阿诺德讥蒲柏之诗实为有韵之散文，诗人名号，丧失殆尽。二十世纪经乔治·谢本(GeorgeSherburn)，约翰·巴特(John Butt)，梅纳德·迈克(Maynard Mack)，帕特·罗杰斯(Pat Rogers)等人研究翻案，蒲柏诗名稍稍复之，然去十八世纪固已远矣。 然蒲柏诗果远离自然乎，不然。余细品其诗，并力探英国新古典主义之背景，得出一论:蒲柏深察自然宇宙“斗争中之和谐”（concors discordia），并以其为人伦之准肇，文学之规范。其中庸主义与吾国儒家思想尤其为似。杂蒲柏诗句于《论语》、《中庸》，几不辨也。 蒲柏之中庸主义来源有二。一者，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也。亚氏以为中庸纯属日常伦理范畴，由习惯而成，无甚神秘。二者，十六、七世纪宇宙学也。天文学者如开普勒(Kepler)等仰视苍穹，推星球之轨迹，发现宇宙为一巨大之神秘和谐体。蒲柏杂糅此二者，以和谐之宇宙说挈中庸之伦理学，视“斗争中之和谐”为中庸形而上之砥柱。不独伦理然，蒲柏于文学批评，亦遵此说，于此本文拟有详论。 蒲柏之中庸与吾国儒家“天人合一”之理想，犹伯仲间。本文之大部分或无甚新意，几同“已逝去之结论”;然拙文如有任何学术之价值，或于蒲柏与儒家思想契合处之发掘，尽管二者背景之迥异也若是:前者为三百年前英国一笃信天主教之诗人，后者自汉武以降或明或暗为封建中国之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