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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作为清朝的“国之根本”，是支持清政府维系二百多年统治的重要制度之一。而旗人作为八旗制度的主体，其生存状况不仅可以作为窥见清朝兴衰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指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清朝政治制度诸方面产生着反作用力。因而，研究八旗生计问题对于深入探讨整个清代的历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八旗生计问题在清代并非呈现出一成不变的状态。它是一个经由发生、发展、转变，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清末至今，中外学者对于八旗生计的研究为数甚多，且普遍认同将八旗生计问题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讨论：清军入关至乾隆朝为前期；嘉庆以后至清末为中晚期。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生存状况极端恶化，清政府为遏制八旗子弟的迅速贫化采取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政策。嘉庆朝无疑是整个清代八旗生计问题的重要拐点，而京城旗人的生计问题更是清政府整顿八旗生计问题的重中之重，研究嘉庆朝京城八旗子弟的生计问题是深入讨论清代八旗生计的关键一环。由于清代中后期出现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京城旗人出现“生口日繁”的状况，清代推行的恩养政策不能提供给人数众多的旗人以生活保障，最终导致了嘉庆年间京城旗人生计状况极端恶化。许多旗人整日游手好闲，流连于赌馆妓院耗费万钱而不计较，甚至有些旗人沦落到典衣当钗的地步。嘉庆帝为了挽救旗人生计困境、采取了积极的有针对性的政策。通过双城堡的闲散旗人屯垦和宗室回屯的实行，减轻了京城人口就食的压力，使得闲散的旗人回到东北进行农业耕种自食其力。恢复宗室科考与增加兵丁的数量，则是想通过增加旗人群体中为官为兵的人数来减少闲散之人，让更多的旗人得到“恩养”。恩养政策的推行造成了另一个问题的出现，那就是民人冒充旗籍之事越来越多，反而使得贫苦的旗人得不到政策恩养。于是嘉庆帝又着手清查民人冒充旗籍，并且对于旗人抱养民人这一状况给予严厉的惩罚。嘉庆帝还注意到只有制度的约束之不足，还要在改变旗人观念和思想方面进行教育。嘉庆帝躬身勤俭，想通过自己的以身作则的榜样来约束旗人由奢入俭。虽然嘉庆帝为缓解旗人生计的困境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双城堡屯垦在嘉庆年间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施行，而闲散宗室也视回屯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而这些已回到东北的宗室和闲散旗人和宗室不务耕种依旧穷困。抱养民人，冒充旗籍，的现象也越发普遍。旗人生计的状况终究也没能得到解决。究其原因，是碍于旗人以“国语骑射”为根本的“祖宗成法”不可变更，旗人生计自然的不到最终的解决，这些政策只不过达到了缓解一时压力的效果，而后续问题依旧层出不穷。事实证明，不能让旗人自食其力的恩养和优待政策才是将旗人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