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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这一章节切入,接着吉登斯没有说完的话继续说下去,一方面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另一方面,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所关联的历史语境,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探讨长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将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统一起来。而这一方法论的选择也受到了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贴的三个标签(“进化论”、“功能论”、“还原论”)的启发。在吉登斯那里,马克思是以经济学家出场的,他揭示了现代性的经济维度,忽略了现代性制度的其他维度。在肯定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同时,吉登斯却对这种分析范式能否全面诠释现代社会的变迁持质疑态度。
吉登斯试图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当时的社会学主流-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比较恰恰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背后所隐喻的社会关系内涵及其不断变迁的再生产的历史性特征。而吉登斯因此提出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试图借着社会结构的二重性,使得社会宏大结构与人的日常活动在“实践”这一基点下得以互动和建构,来扬弃过去社会理论中的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的偏颇,但是,这种努力是以“实践”为中介来演化“时空边缘”及历史“片段”,剥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指涉的历史矛盾,使得历史演绎变得很随机。
而这种方法论的异同更体现在吉登斯与马克思共同分析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客观地说,吉登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拂去了很多被历史遮蔽的问题,把历史问题重新置于栩栩如生的历史场景中,在历史的深处激活了历史唯物主义背后丰富的社会内涵,从历史逻辑中梳理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史,这种研究有助于推进马哲史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为解决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遭遇的新问题提供某种方法论的启示。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言说历史,言说历史的变迁,而这种探讨恰恰能反应两种理论范式的区别。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尤其他的“生活政治”观割裂了历史的总体性与实践的具体性,最后,“历史性”在他的话语里又成了一个新的革命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