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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是中国古代政治有为、崇兴文化的贤明君主。他施行的“振兴文教”政策推动了康乾盛世的形成，其中敕令广泛编纂刊印群籍是康熙对清代图书文化事业繁荣的巨大贡献。《佩文斋咏物诗选》是由康熙敕令当朝文学艺术成就卓然、编修书籍经验丰富的十五位儒臣辑纂而成。康熙期望借助编纂这部“搜采既多，义类咸备”的咏物诗集选本，能够传承儒家传统诗歌教化及承担多识名物诗学教育功能。《佩文斋咏物诗选》的编定成书既是康熙朝大规模整理修纂图书风气之下的成果，也是文学史上出现的唯一咏物诗歌集大成之作，具有研究的文学、文献价值及文化意义。 《佩文斋咏物诗选》自编定刊刻至今，尚无专门论著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借助书籍史观察的视角，以选本批评理论与文本研究理论为基础，对这部中国形制最大的咏物诗选进行研究，综合评述了其成书的文学文化价值及意义。本文共有五章： 第一章，揭示《佩文斋咏物诗选》纂修的背景。《佩文斋咏物诗选》出现于康熙朝官方大兴整理修纂图书的氛围之下，是康熙朝官方系统修纂大型诗文集中的一部。官方热衷于修纂大型诗文集是受到康熙个人重视诗歌及诗歌在朝廷中有实际功用两个因素的影响。《佩文斋咏物诗选》的编定是为了方便查检咏物诗句，提供咏物诗范本。其命名则体现出清代皇家编纂书籍的宫廷文化雅趣。 第二章，考定《佩文斋咏物诗选》编纂、校刊的基本问题，探讨编纂成员的构成及诗学倾向对《佩文斋咏物诗选》产生的影响。《佩文斋咏物诗选》的编纂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刊刻告成，编成之后经过细致的校勘。作为官方颁布的咏物诗歌教育选本，《佩文斋咏物诗选》有三个用途。编纂成员对《佩文斋咏物诗选》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体例确立及诗学倾向两个方面。最终确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为官方彰扬唐诗咏物诗风范的一部选本。 第三章，分析《佩文斋咏物诗选》的编纂体例。《佩文斋咏物诗选》的编排体例受到类书的影响，体现在以“物”分类编辑、排序依照天地人事物的顺序、“物”的择选丰富多样三个方面。《佩文斋咏物诗选》自有的编辑体例结合了类书与总集的优点，确立“物”、“体”、“世”三层诗作排置方法，体例成熟，为后世编纂咏物诗集确立了体例标范，同时其体例表明清代大型书籍的编辑思想趁于成熟进步。 第四章，统计分析《佩文斋咏物诗选》的文本内容。从选录诗作的标准、各朝代收诗数量及各朝吟咏物象偏好差异、入选诗人面貌及其入选诗作数量三个方面进行分类划分与收诗统计，证明《佩文斋咏物诗选》是研究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较为全备的文本，同时反映出《佩文斋咏物诗选》选诗“典雅正统”的面貌，并存在对前代个别诗人的偏好。 第五章，考述《佩文斋咏物诗选》的影响与流传。雍正二年(1724)民间学者俞琰编纂的《历代咏物诗选》，其类分编诗作的体例与选诗宽泛的标准受到《佩文斋咏物诗选》的影响。《佩文斋咏物诗选》还多次输渡至日本，日本天保元年(1830)出现了万笈堂刊刻的巾箱本，此本是经馆机枢卿对康熙原本咏物诗选删选而成，表明《佩文斋咏物诗选》在日本有着一定的影响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