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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托妮·莫里森于发表了她的经典名作《宠儿》。小说不仅体现了莫里森高超的叙事技巧，还反映了她对美国种族矛盾本质的深刻洞见。《宠儿》繁复的结构以及叙事中多样化的艺术处理向读者呈现了重建时期的南方生活风貌。同时，在当今多种理论视角的观照下，《宠儿》的丰富内涵也得以不断被开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宠儿》小说文本玄深晦涩，它仍然被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耗费十年心血搬上了大银幕。在诸多研究《宠儿》的学者中，鲜有批评家评论《宠儿》和它的电影改编。而在笔者看来，为数不多的关注《宠儿》的小说与电影的文章，或囿于小说元文本“真实”的束缚，仅对电影改编的失真进行批判;或围绕电影制作前后的商业运作，缺乏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深度分析。《宠儿》的电影版本对原来的小说多处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充满了删节、润色和艺术再造，但目前研究《宠儿》及其电影改编的文章都未能系统地把握这些变化和艺术处理，更重要的是，没有指出改编背后的实质性问题，即作出这些变化的目的何在。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为研究小说的电影改编构建了初始理论框架。其后互文性为各家所延引、发展，其中热拉尔·热内特的互文性将电影改编理论置于一个更合理的理论空间，不仅指涉了小说元文本，还包含了对电影这个系统内相关文本的联系，因此使本文能够详细分析电影《宠儿》对小说主题的吸收，人物的转化以及电影形式和技巧上的暗示和访作。本文旨在通过解读电影《宠儿》各方面对原著的改编，论证影片强化了可以缓解奴隶制创伤的母性力量，进而揭示其改编背后掩藏的目的。 原著中塑造的母女关系是小说的主题之一。塞丝的母爱促使她为保护女儿沦为奴隶而弑婴，这一极端行为导致塞丝和幸存的女儿丹芙长期与黑人社区失合，并抑制了丹芙的个人成长。作为母亲，塞丝同时还是苦难历史的见证者，不停忍受着回忆过去带来的折磨;神秘的宠儿看似塞丝的女儿，但她的身份也有着承载历史元素的种种解读。电影《宠儿》对于母女关系的刻画完全看不到对历史、罪恶和灾难的影射，相反，带来的是精神创伤的治愈。宠儿的身份明确定位塞丝还魂的女儿，她的到来给塞丝带来了彻底的解脱，而丹芙也在母女的互爱中找到了自我。电影对小说的次要角色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女性人物如爱弥·丹芙和贝比·萨格斯被分别纯粹地塑造成拯救者和精神支柱的形象，而男性配角如保罗·D等则被大力削减，小说奴隶制及其贻害的主题也随之被淡化。作为热内特互文性主要表现形式的暗示在电影的题材（黑人母性情节剧、鬼故事、哥特小说)、母题（树)和电影技术（镜头语言和表演)层面上被发挥到了极致，电影对一系列文本的仿作给奥普拉·温弗瑞的影片增添了大量平和和愉悦人心的元素。电影的各个方面的改编照顾了不同群体的观众的观感，最大程度地扩大了电影票房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