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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申购赎回机制作为开放式基金区别于其他金融产品的特点，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上讲，有利于投资者行使对委托人的监督和保障其自身的利益，进而促进基金业的优胜劣汰并起到证券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因此，赎回成为衡量开放式基金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短短六年多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开放式基金在市场规模和结构上不断扩大和完善，逐步成长为我国金融市场中一只重要的投资产品和投资力量。基金业的快速发展引来了大量学者对基金各方面的研究。在基金赎回方面，国外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而国内研究由于开放式基金发展时间不长、研究资料较为有限，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国内文献研究区间恰巧是中国股市持续低迷的阶段，从而得出对我国基金赎回现状的基本认识是：大规模，即从截面上讲各类基金均遭受赎回，且赎回份额巨大；持续性，即从时间序列上讲遭受赎回的情况具有长期持续态势；异常性，即基金业绩越好，赎回越多。对基金投资者的赎回动机大致归为三类：一是投资者的流动性需求，二是出于对代理人一基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进行惩罚的监督目的或根据基金基本面因素变动而调整投资策略的理性动机，最后是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而产生的赎回动机。
本文发现2006年下半年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效应显现和其他利好消息带来的股市复苏，整体性地提高了各基金公司投资业绩并显著改善了基金业赎回压力大的局面。可以说，这为基金赎回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研究背景。
本文主体部分的思路是现状描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采用实证分析模式，并将主体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现状描述和提出问题，包括绪论、现状分析和文献综述三章内容。绪论为全文的提纲，交代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方法、思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现状分析部分解释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机制及其作用，并就我国开放式基金成立近7年来的赎回状况从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上进行较为立体的分析；文献综述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
第二部分：即分析问题，包括基本面影响因素分析和投资者情绪因素分析两章。第四章选取了2005年2季度之前成立的101只基金(其中剔除了货币市场基金和保本型基金)，以2002年到2007年间的21个季度为样本区间，采用基于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基金基本面因素对投资者赎回行为的影响及程度。第五章专门来分析投资者情绪因素在其赎回决策中的作用，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两种方法来验证这种作用的存在性和长期均衡性。
第三部分：即解决问题，包括总结和建议对策这一章内容。在对第二部分两个角度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别对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基金监管部门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以基金净赎回率(>)来刻画第i只基金在第t个季度内的规模缩水程度，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二章通过将2007年之前成立的所有基金的赎回情况分别进行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统计特征的描述，发现：(1)不同类型基金在同一市场环境下面临不同的赎回压力，货币市场基金的赎回情况与股票型、债券型以及混合型基金是反方向变动的；(2)一部分基金在成立当季申购量远远超过赎回量，但是往往在第二个季度就遭受不同程度的净赎回；(3)2006年3季度成为基金赎回的分界岭，此前的普遍而持续的赎回得到有效遏制，是对股市繁荣积极反应的结果，但从整体来看基金管理中的流动性赎回风险还是比较大。统计结果说明，目前在我国开放式基金赎回机制可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惩劣赏优的作用，而整体性赎回对基金的持续经营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章的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基本上证明了假设条件的成立：基金业绩和证券市场报酬率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基金投资者青睐于规模大和分红多的基金，对近期的基金供需状况也比较敏感，并且不大看重基金成立时间长短的因素。虽然投资者个体非理性因素没有被量化作为解释变量而进入模型估计，但回归结果却有力地说明了开放式基金净赎回率的变化是基金基本面因素变动和投资者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基金净值增长率和基金净值与净赎回率的相关性正好一正一反，这样矛盾的结果却恰恰反映了投资者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共同体。
第五章引用投资者情绪理论来解释基金赎回特征，并引入投资者情绪因素来反映噪声交易者对未来的预期对赎回的影响。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开放式基金赎回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同时，对样本基金的净赎回率时间序列进行的Johansen协整检验又验证了样本基金间的赎回率变动存在较为显著协整性，也即不同开放式基金的赎回率间有长期的均衡变动关系。从而证明了基于噪声的系统性投资者预期偏差一一投资者情绪尽管不可以观测，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投资者的赎回决策。
总体上讲，开放式基金投资者赎回行为既是其对基金基本面因素变动的反应，也是其本身非理性投资的结果。由于基金基本面因素发生变动，加之投资者自身对信息把握和识别能力的有限性，导致开放式基金赎回行为的发生。进一步，我国整个金融市场尚且处于发展阶段，开放式基金的投资渠道还比较有限，投资者赎回决策的理性程度可能会更低。因此，需要加强投资者价值投资观念的教育，从管理能力、品牌营销和客户管理等方面全面提升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投资及抵御流动性风险的实力，在健全证券市场体系、加大基金公司信息披露力度和适度强化监管等角度进一步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进而实现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者、证券市场三方利益的共赢。
本文对于开放式基金赎回问题研究的贡献在于：
首先，扩展了基金赎回问题研究的样本期间，从而跨越了证券市场低迷和繁荣两个阶段来验证赎回影响因素作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其次，回避了投资者非理性因素难于量化的问题，分析其对赎回行为的影响，从而丰富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对我国基金投资者的赎回行为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再次，侧重于开放式基金的赎回问题，综合从监管部门、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三个方面来提出促进我国开放式基金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同时，本文尚有诸多不足自处：
一是由于我国开放式基金从产生至今不到7年时间，无法像国外文献那样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数据来分析基金赎回的影响因素。
二是实证部分所采用的数据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基金公司的季度(半年)投资组合公告和公告处获取的季度性低频数据。加之，根据证监会的规定从2004年2季度才开始有季度基金公告1。比如投资者结构变量(即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比例)由于该数据是半年公布一次，文章模型若引入该变量将大大减少样本数据的容量。因此，实证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稳定性。
三是实证模型的建立和参数体系的设计是否得体，即理论是否能解释现象，这都需要用实践来证明。随着开放式基金的创新，我国已出现了上市型开放式基金和证券交易所指数基金等众多的创新品种。那么一旦这些基金成为开放式基金的主流产品，那么对其的研究也将成为开放式基金的重点。它们有其特有的特点，如上市型开放式基金一改过去开放式基金不能上市交易的限制，它面临的问题随着这一制度的实施也将更多，因此以后对开放式基金的研究将更广更深更复杂。
四是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开放式基金投资者的流动性需求也是其赎回的重要动机之一，但由于未找到合适的变量来刻画流动性需求，这对本文结论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