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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能通过支付便利与借贷便利两条路径影响我国微观居民消费;然而必须警惕借贷便利对居民负债的扩张,这必将增加我国爆发宏观经济危机的风险。互联网金融发展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宏观经济产业与微观居民消费的结构;然而,互联网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若陷入“加杠杆”的逻辑,家庭部门杠杆率的迅速攀升非但不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反而更容易引起宏观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8),且具有无限责任特征的家庭债务一旦爆发危机,要比有限责任的企业债务和“无”责任的政府债务更难处置。现有文献针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关系的文献尚不丰富,且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经济发展与区域不平等的讨论(易行健和周利,2018),因此对这一主题的微观讨论十分必要。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金融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见刊成果多集中于传统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包括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等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标,尚存在构建期限较短、披露频率较低、研究采用率不高等问题。特别地,受限于指标披露情况与家庭数据的匹配约束,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单一年份大截面的微观数据。对此,本文将合并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CFPS),旨在厘清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效用及其机制路径,深入探讨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是否出现显著的借贷便利风险,以期为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长期发展、加强对其业态的有效监管,并进一步降低居民杠杆引起的宏观经济危机风险,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综上,本文提出了支付便利与借贷便利两条影响路径,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一方面会通过增加消费渠道与支付方式等支付便利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会通过提供借贷便利、提高居民杠杆从而减少当期消费,总体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水平。具体而言:第一,在控制省际固定效应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与常识似乎相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这一现象的影响途径与内在机制;第二,基于消费项目的分类,本文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于生存型消费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出现挤出效用,其中医疗保健支出对互联网金融的敏感性最高;第三,本文基于现有研究结论进一步得出,互联网金融发展一方面确实能通过增加支付便利(易行健和周利,2018)促进当期消费,但这一促进效用只能体现于生存型消费支出项目,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会通过提供借贷便利、增加居民负债,挤压居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本文初步分析认为,衣着消费支出为代表的生存型支出更容易受到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的支付便利利好(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而医疗保健消费等发展型消费支出,受到互联网金融发展借贷便利引起的挤出效应最为明显,总体来看对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呈显著为负。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支持与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强我国互联网金融、尤其是其借贷便利业态的金融监管,以降低家庭负债非理性扩张引致的我国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具体而言:第一,做好居民互联网金融借贷便利风险的事前监测,构建居民互联网借贷情绪指数、居民互联网借贷杠杆指数等细分监控指标,并通过设置动态预警红线进行追踪监管、定期筛选并高频披露问题平台名单,在不过度干预正规平台有序竞争的前提下,规范平台运营、优化市场环境;第二,加强互联网金融业态的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置,严格防范P2P借贷平台等模式的鼓吹与诱导,加强市场准入、牌照审批等监管实施,进一步严惩恶性吸贷甚至庞氏骗局等违规违法平台,实现问题平台及其实际控制人的严格市场出清。第三,做好居民互联网借贷的警示与消费结构升级的引导,一方面通过教育力度的加强提高居民识别能力与提防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经济结构升级与大类资产价格调控,真正实现价格水平上涨、居民消费升级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有效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