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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段城市异军突起并逐步取代乡村,成为国家和地区活动中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并进而主宰中国发展走向的历史。在这个由旧向新、不断剧烈变动与转型的进程中,作为重大历史变革的中心和“现代国家”的牵引力,城市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城市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变革希望的同时,本身亦格外受到国家变迁与社会转型,特别是政府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第一章,本文首先从中国城市起源的角度切入,揭露出国家政治的发展演变与城市转型之间所存在着的密切关系。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相比,向来具有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特点。国家对政治中心城市的引领是其发展和转型的关键,且这种能够左右城市兴衰的关键性因素,在近代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笔者也从政治学角度对“首都”这一概念进行剖析。从首都的产生、内涵及本质来看,“首都”是如何凭藉其政治中心的聚集效应,来获取权威性资源和发展动力的。就本文所研究的对象而言,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代表,南京的城市发展自古以来就与城市政治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往往随之呈现出升降起伏的规律性变化。也正是在政府的有效引领下,才成功地启动了城市的现代化。而近代两次建都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权力流动的结果。1927年南京之所以能够力压北京成为新政权的首都,正是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才得以重归国家的政治中心的。
作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体现,城市设计的背后往往掩盖着大量凝重复杂的政治考量。第二章即试图从《首都计划》当中揭示出掩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该城市规划,不但凸显了“国家建构”的意涵,还与新政权急于树立法统和党国高层藉此实现个人利益紧密相关。民族主义和“党化”的规划论述,不仅向民众灌输了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党国统治,还折射出统治者谋取强化其个人权威和国家权力的努力。而《首都计划》的制订和修订过程,则充满了党国要人的权力攻防和博弈,致使该城市规划逐渐偏离原有的技术轨道而带有浓厚政治意味,最终沦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这些无疑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威权体制下城市规划的任意与专断,并进一步凸显了党国体制下威权政治的特点。另外,这部由政府垄断、缺乏对城市个性关怀的城市规划,在制定过程中也犯有忽视国情、盲目模仿西方的弊病,致使其可操控性大打折扣,并预示了《首都计划》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必然面临更多的实际困难。
空间是权力的舞台,也是权力的流通媒介1。作为首都建设的重要载体,规模庞大的城市现代化建设随着首都规划的完成而盛装登场。第三章即主要围绕城市空间的改造与重构,论述了政府在首都建设中所进行的有意识的空间实践。官方运用其擅长的权力渗透手法,透过修建道路、开辟城市空间和建筑政府大楼等实践,成功的把党治的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使得首都的城市空间变为国家权力操演的场域,并最终将一座原本平凡、落后的普通城市打造成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政治中心城市。南京的城市建设也达到了近代以来城市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切显然是国家权力在城市空间内流动和发挥作用的结果。不过官方在首都建设的过程中,亦未能很好的把握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大众并未因首都建设而受惠,反受其累,导致日益严重的官民矛盾逐渐成为了首都建设当中的社会常态。这不但说明新政权的执政能力仍有待于改善,而且还在事实上宣告了官方所谓“精神建设”的破产。
第四章则对政府——这一首都建设的最大推动力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首都”桂冠在给南京带来无数好处的同时,也使得这座“中心之城”增添了许多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烦恼。首都市内密布了大量不同性质的政治势力,而市政府的行政权力则在国民政府、江苏省、江宁县,乃至市党部的挤压下,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态势。故政府在推动首都建设当中,实际受到了所谓“缺资源”的阻碍。从城市自治、民众参与、树立合理政治权威的观点来看,1927—1937年的南京市政治显然还不具备政治现代化的这种倾向。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变动过于频繁的政府组织和人事,也不可避免的给首都建设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在市内不同政治势力的倾轧、政府体制和行政失序的情况下,政府在刚起步的阶段不得不应对现代化紧急任务,同时又浪费了大量原本并不丰富的政治资源,使得市政府的改革努力由于缺少足够权力资源而无法引领城市走向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建设的进程被迫延缓,其建设成效也势必因此而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充足的建设经费和确定的市域范围是进行大规模首都建设的前提。但事实上,首都建设却偏偏在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出现了问题。第五章即从首都建设的经费与省市权限冲突入手,凸显在国家政治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支绌的财政状况及省市权限纠葛对首都建设所施加的负面影响。作为首都建设的主要执行机构——市政府不但无力担负首都建设的费用,甚至连自身组织亦难维持。其间虽然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国地关系的内在结构制约却使得市政府的努力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国民政府则由于废除厘金和内忧外患的突至而紧缩财政,亦无法向首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再加上日益膨胀的公务员、江苏省和江宁县政府所造成的税权阻力,以及市民尤其是商人的抵制,甚至庞大的首都建设本身,都直接加重了政府的经费困难。事实证明,政府并无足够的财力以支撑建设,并由此预设了首都建设的不可确定性。然而,麻烦还不仅于此,迟迟不能确定的市区范围和省市权限纠葛也极大地制约了首都建设。“一城四府”的权力怪圈着实窒碍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着眼于划分边界和财税等实质利益的博弈角逐,省市之间的划界和事权交割竟然拖延了7年才得以完成。市政府虽最终如愿以偿,但这个姗姗来迟的胜利,却使得官方付出了极为沉重的、难以估量的时间成本。因此,受建设经费和市区范围的限制,首都建设被严重阻碍。许多市政设施和社会改革的计划,未能按原计划进行,而只好迁就敷衍,从而大大减缓了其城市转型的步伐。政府虽然宣称,要把南京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但严峻的现实困难却迫使其不断修正期望值。故现代化的诉求和冲动,并没有导致政府实现理想中的现代化。
最后部分对前几章的分析进行了综合,并针对首都建设的成效与不足,以及造成理想与现实之间偏差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反思,并试图对中国城市的特质和政府主导下十年首都建设的最终成败做出一个较为客观理性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