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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未，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分散处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由政府发起设立的不良资产专门处置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进行集中处置成为一项现实选择。从最初的政策设想看，资产管理公司承担的任务具有明显的一次性特征，但我国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各种性质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彻底解决，资产管理公司正逐渐摆脱国外危机处理临时机构的惯常模式，演变为常设性的金融服务机构。
在过去六年的业务运作中，资产管理公司无疑在不良资产处置的工作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但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运作的特殊性质，也存在诸多政策性、制度性缺陷，内控不严，监管不力等问题，严重影响资产处置效果。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问题原因很多，如畸形体制安排、政策目标与经济目标存在矛盾、配套机制不健全、外部环境不成熟等。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个体都会呈现出利益导向性，在没有严格法律、法规约束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利益面前的投机者，为此，资产管理公司产生问题的根源，都与不良资产处置运作中相应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相关利益方的博弈行为密切相关。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让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助于推动整个金融、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各方博弈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行分析，从治理道德风险角度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监管机制展开研究，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作探讨。
不良资产的处置，引发了各种利益冲突和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博弈行为，形成了一系列的博弈关系。论文通过分析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交易活动中的博弈关系，结果显示只要贴现因子(即耐心程度)足够大，总能找到达成一致的重组行动，这就是资产管理公司道德风险的源泉。违规行为是道德风险行为的一种典型范例，论文通过对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在违规一致行动的成本收益分析和建立的合作博弈均衡，证明了在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重组企业的违规博弈中，合谋战略是他们共同的占优战略，他们有积极合作的可能。并且面对监管机构的查处，会建立起共同隐瞒的攻守同盟的稳态均衡。论文还建立政府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问题上的完全动态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分析说明了简单意义上的政策性机构设置，会使政府面对资产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无能为力，必须加入政府必要配套行动的可置信威胁。
信息经济学是研究有关非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其分析的所有模型是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展开的，委托代理理论通常指“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博弈”。论文分析了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得出不良资产集中处置模式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的结论。由于中国市场发育不健全，资产管理公司是从商业银行接收而不是通过市场购买不良资产，处置后的最终损失由财政部承担。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缺乏有效率的市场，无法对资产准确定价，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只负责处置不良资产而不锁定最终损失等因素，导致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中有更多的产生道德风险的机会。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建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模型，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资产管理公司的道德风险问题。
根据博弈论经济学原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主要是激励机制设计。论文首先建立了资产管理公司行动为一维变量的简单激励契约模型，然后进一步建立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二维变量资产管理公司激励契约模型，并通过两模型最优契约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研究结果得出：提高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收益的分享比例是防范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果激励不足，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会加剧；增加资产管理公司的分享比例同时起到增强资产管理公司的努力程度和有效抑制道德风险行为的作用；为防范道德风险，采取激励政策的同时要建立约束机制，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与激励理论背离的是，资产管理公司现有的激励机制财政部单纯按回收现金绝对额的1％给予奖励，按人头经费、资产处置管理费用另外给予大量的固定行政拨付。这种简单的激励机制确实存在低效率的一面，首先收支两条线的预算式管理方式不利于节约成本，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激励结构，另外单纯以收现额考核不是一种反映市场约束与效率的指标。为解决这些问题，防范道德风险,政府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机制改革将是资产管理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综合前面的研究，本文提出了综合超率累积分享制的激励机制设想。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由于信息不对称是产生道德风险的环境前提，要减少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行为必须处理信息不对称。所以资产管理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也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虽然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各自的网站上都开辟了资产查询库、重点资产推介专栏，对拟处置项目均预先进行公告或公示，某些项目或资产包还采取公开拍卖或招标的形式在新闻媒体上宣传，但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公开资产项目处置信息内容极其简单，尚停留在“为形式上的免责而披露”阶段。论文通过建立资产管理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中的博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按既定的行为规则设计信息披露监控机制，可以构成稳定的均衡，博弈的双方都有遵守机制的内在动力。论文从监管机构对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出发，具体对资产管理公司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体系进行了研究，包括信息披露的制度安排、质量标准、方式、内容等，并结合信息披露的责任和监管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防范和避免道德风险的一个出路是委托人获取更多的信息，对代理人进行监督。由于金融资产管理本身是新生事物，如何有效监管是尚待解决的问题。论文概要介绍了资产管理公司监管的国际框架，并归纳出的几个监管特征，分析适合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特征定位。论文通过建立监管机构、资产管理公司、政府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包括：只要有利可图，企业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寻租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的业务特殊性注定了企业有寻租的动机，所以监管机构必须对资产管理公司加强有效的监督；监管机构要强化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有效监管，政府必须增加监督成本的付出，强化监管机构的职权。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论文对完善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监管机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包括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监管法规制度的完善和对资产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重点监管等内容。
资产管理公司是否有必要继续生存并谋求发展，主要取决于各国金融与经济改革是否需要，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能力。在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方向上，政府选择了将其转型为商业性的金融服务公司模式，这是符合现实情况的。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未来发展战略定位，应定位于以资产处置为主线，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具备投资银行功能和资产经营管理功能的全能型金融服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重要内容是改革产权结构，一方面进行财务重组，处理政策性业务的资产、负债和处置损失问题；另一方面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多元投资主体参与，为公司治理和企业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要从简单的政策性收现，转化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盈利模式，并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公司治理。而不良资产的剥离，也应该建立竞争机制，通过代理权市场化形成一个委托人对代理人的选拔机制，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委托者政府的利益。另外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的转型还要积极拓展其他商业性金融业务。总之，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文最后对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一些总结和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