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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绿色增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支持。各级政府也加强了对企业经营行为和商业活动的绿色管制，迫使企业出于不同原因如为了塑造积极的企业正面形象或为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等，逐步在其经营的不同环节中融入“绿色”的构想。虽然，许多企业推出了一系列正式的、规范的环境管理系统和完善的规章制度，其结果却并不如预期。究其原因，企业在实现高环境绩效过程中不单会面对来自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同时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会对企业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员工的主动性以及参与推动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作为新兴的研究议题，从2014年开始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目前也并未有研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情景下的影响作用和机制尚不明晰。因此，分析管理者的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不仅能够更加深入的探讨研究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地开展环境管理，实现组织绿化。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研究一中，考虑以绿色变革型领导为前因变量，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员工的绿色倡导意向作为中介变量，领导下属关系作为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绿色倡导意向关系间的调节变量，提出了本研究的5个理论假设，并且构建了绿色变革型领导、绿色倡导意向、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和领导下属关系这四者之间的理论模型。研究一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进行探讨:(1)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探讨当环境领袖展现出变革型领导方式的特点，高质量的领导与下属交换关系是否会激发或促进员工的自发性角色外行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2)绿色倡导意向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探讨来自领导的主观规范对员工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并再一次验证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意向对行为的指导和预测作用;(3)探讨员工个人的领导下属关系在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倡导意向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同时研究一还着重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这一变量进行了文献梳理，将该变量定义的发展、类型、测量和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并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区别于组织公民行为、工作场所中的环境友好行为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一个新兴的变量。 建立在研究一的基础上，为深层次发掘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可能的影响机制，以及可能的调节影响因素，开展了研究二的进一步分析。通过一定数量的文献梳理，研究二进一步深化了研究一中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环保公民组织及绿色倡导意向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加入了环境检测工具、积极情绪、口碑传播三个影响因素。通过问卷与访谈的形式获取数据第一手资料，使用定性访谈结果分析与定量数据分析相结合得出基本假设:(1)绿色倡导意向、口碑传播、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2)积极情绪、员工的环境监测工具使用的测量工具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绿色倡导意向机制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研究一与研究二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对整体理论模型进行分析验证，研究一着重使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二同时使用了定性研究法与定量研究法。研究中，选取已有的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且被学者普遍采用的成熟量表进行调查问卷的编制，并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1.0及AMOS21.0分别对研究一的253份以及研究二的1089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工作，包括基本的量表的信度，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效度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旨在对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研究一与研究二的理论假设及模型均得到了验证，并得到了以下结论:(1)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绿色倡导意向三者相互作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领导下属关系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绿色倡导意向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员工具有较高的领导下属关系水平时，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绿色倡导意向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比较小;反之，当员工的领导下属关系水平比较低时，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绿色倡导意向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3)口碑传播、绿色倡导意向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并列中介作用。(4)积极情绪在绿色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绿色倡导意向机制中起中介调节作用。(5)员工的环境监测工具使用的测量工具对绿色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绿色倡导意向影响机制起调节作用。 通过本文的研究结论可知绿色变革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下属的绿色倡导意向，进而促进或激发员工的公民行为，而员工个人的领导下属关系能够调节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倡导意向之间的正向关系。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为企业管理者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环境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提供了具有实践性的建议和现实指导意义。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引入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确定了该变量测量量表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丰富和拓展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的研究;第二，探索了绿色变革型领导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领导方式对组织产出和员工行为的影响研究，并进一步验证了绿色变革型领导对组织环境管理的积极作用;第三，引入了领导下属关系，积极情绪以及员工的环境监测工具使用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与社会因素领导方式对员工环保意向的综合影响作用，而现有针对工作场所中员工环保意向或行为的研究大多只考虑了单方面的因素，即社会因素或个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