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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是刑事司法正义的一半工程。由于现行刑事诉讼运行机制下，被告人的高定罪率成为刑事诉讼的结构化特征，量刑事实上成为法院和被告人最为关注的事情。但是，由于法院量刑过程的不公开性、缺乏参与性，使得量刑不公、失衡等情形并不鲜见，导致法院量刑过程的合理性和量刑结果的妥适性都面临不少质疑。在程序正当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由法院主导、多方推动、共同参与的量刑程序改革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下中国司法的焦点问题。但同时，学界对于量刑程序改革的目标、定位并没有达成共识，对官方主导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存在不少疑虑。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为检验对象，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律师量刑辩护、法院量刑决策为具体研究内容，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发现、描述并尽可能解释量刑程序改革的效果、问题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量刑程序改革的可能方案。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以量刑建议采纳情况及其成因为研究主线，从量刑建议采纳率高、为什么高、对量刑结果的具体影响为何等方面展开考察和分析。 量刑建议采纳率方面，各地的调查数据表明，量刑建议采纳率普遍维持在高位。进一步的观察则发现，量刑建议采纳情况也呈现某种结构性特征，即量刑建议与量刑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法院普遍在量刑建议的刑度内“从轻”量刑，而且与量刑建议刑度的下限和中间线紧密相关。 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应简单的用理论前见直接进行价值判断，而必须对其背后的原因展开追问。研究发现，量刑建议高采纳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幅度型量刑建议模式和弹性量刑建议采纳标准是量刑建议采纳率高的技术性因素;其次，量刑建议的实体标准、量刑信息收集的相对全面性、科层式量刑建议质量控制机制、协商性量刑建议采纳机制和量刑建议监督机制是导致量刑建议高采纳率的机制性因素;进一步追问发现，司法一体化的刑事诉讼结构和报应刑为主的并合主义刑罚理念是导致量刑建议采纳率居高不下的根本性因素。但是这种量刑建议运行及采纳机制与量刑程序改革的初衷有一定的背离，主要表现为量刑建议采纳机制非诉讼化、采纳标准唯结果论倾向。 第二章，律师量刑辩护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以无罪辩护为参照，从量刑辩护率、量刑辩护过程、量刑辩护效果以及量刑程序改革对量刑辩护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考察和分析。 量刑辩护率方面。考察发现，量刑辩护是律师辩护的主要形态，实践中量刑辩护率远远高于无罪辩护率。从审理程序来看，量刑辩护构成“简易审”程序的唯一辩护形态;而在“普通审”程序方面，无罪辩护虽然占有一定比例，但量刑辩护仍然居主要地位。从辩护种类来看，量刑辩护是指定辩护的唯一形态;委托辩护中，无罪辩护虽然也占一定比例，但量刑辩护仍旧是委托辩护的主要形态。 量刑辩护过程方面。研究发现，通过法庭辩论阶段发表辩护意见是量刑辩护的主要方式。首先，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无论是量刑辩护还是无罪辩护，律师举证、质证频率都不高，这主要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运行模式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有关。尽管如此，进一步考察发现，量刑辩护与无罪辩护之间还是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一，量刑辩护的举证率比无罪辩护高，但在个案举证量方面则不如无罪辩护;二，质证情况方面，量刑辩护在质证率、质证量方面都与无罪辩护存在较大差距。其次，法庭辩论阶段，律师发表量刑辩护意见的情形普遍存在。辩护意见内容既包括法定从宽量刑情节，也包括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但酌定从宽量刑情节占主要比例;同时，不同个案的量刑情节具有相似性和分布集中性特征，其中，以罪后量刑情节最为明显。 量刑辩护效果方面。研究发现，由于质证有限，使得法庭对量刑质证意见的采纳率都很低，而量刑证据、辩护意见的采纳率则较高。但是，如果以缓刑适用率来评估量刑辩护对量刑结果的影响，则发现正面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对法官的访谈也证实，量刑辩护虽然有效但比较有限。同时，结合量刑改革给量刑辩护方式带来的变化，指出应当关注被告人律师辩护率不足、律师辩护策略有一定偏差的问题。 第三章，量刑决策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从量刑决策机制、影响法官量刑的常见因素、量刑程序改革对量刑决策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考察。 量刑决策机制方面。考察发现，受法院而非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司法制度定位影响，量刑决策机制呈现多主体共享、多层级流转的复合式量刑机制。在这种量刑机制下，量刑审理权和量刑裁决权相分离，量刑决策权在法官、合议庭、庭长、院长等主体之间进行配置，作为法庭审理活动主持者的合议庭或法官并不享有全部的量刑裁决权，甚至可能仅享有少部分。在量刑确定阶段方面，并非如理论或制度所期待的——通过庭审全面掌握量刑信息后再决策，相当部分的案件在庭审过程中甚至开庭之前就已确定。进一步研究发现，造成这种特征主要是与刑事案件难易度及对应的量刑决策权分配有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其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法律关系也不复杂，量刑决策权一般下放给具有审判长资格的法官，且采取案卷移送制度，独任庭开庭之前即可接触到相关案件材料，因此，这类案件的量刑结果实际上全部在庭审结束之前就已经确定;有不少案件实际上庭审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大概刑期，甚至判决书都已经制作好的情形也不鲜见。对于使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其案情相对复杂、案件性质相对严重，且量刑决策权仅部分下放到合议庭，相当部分上收到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中。因此，对于这类案件，量刑决策主体更为多元、分散。 影响法官量刑的常见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影响法官量刑的因素包括法律性因素——量刑情节和超法律因素。量刑情节方面，通过对判决书的梳理发现，法官量刑决策所需要的量刑信息并不丰富，这体现在量刑情节数量上，被告人人均量刑情节量并不多;同时，法官量刑决策时所依赖的信息呈现某种“焦点效应”，即法官对于某些量刑情节可能存在偏好并导致可能出现“轻刑化”特征，这主要体现在酌定量刑情节的关注方面。在超法律因素方面，研究发现，被害人因素、媒体报道因素、同事关系等都会对法院的量刑带来某种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量刑决策效果方面。研究发现，量刑程序改革对法官的量刑决策带来了某些变化。从量刑情节量来看,它一定程度丰富了法官量刑决策的信息;从量刑决策的时间成本看，它普遍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并降低了办案效率，但总体上，对结案期限的冲击不算太激烈;从量刑决策效果来看，就个案而言，量刑程序并没有明显改变量刑结果，但是它在提高法院裁判的接受、认可度方面有正面影响。表现为抗诉率、上诉率和申诉、上访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二审判决维持率方面也明显提升。尽管如此，从对判决书的篇幅进行分析，量刑程序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加强量刑决策说理似乎没有积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