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是立国之本。中国的封建王朝在利用“礼”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同时,也将国内“礼治”向国外延伸,用于规范“华夷秩序”,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这种古代外交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封贡”,即藩属国接受宗主国的“册封”以保证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并且通过向宗主国“朝贡”以获得外交利益最大化。“朝贡制度”建立在“蕃国礼仪”基础之上,体现的是双方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蕃国礼仪在规范与调整双方关系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蕃国是否遵守蕃国礼仪是检验双方“封贡关系”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封贡关系本身的不平等性导致双方在礼仪方面产生争执,其目的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寻求平衡。礼仪之争涉及到了双方关系的定位问题,是古代外交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向来被视为“朝贡制度”的典型范例,而这种“典型”的封贡关系,最能反映双方在礼仪争执方面的激烈程度。明朝与朝鲜的礼仪之争是中朝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系统考察两国礼仪之争的主要内容、细致勾勒该时期两国礼仪纷争的发展轨迹、深入探究两国礼仪之争的原因及实质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明朝与朝鲜的礼仪之争研究长期处于荒漠状态,本文将填补这一空白。文章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厘清了两国封贡关系的发展轨迹并对明朝派遣文官使节的制度进行了考察。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始于建文三年(1401),终于崇祯九年(1636),按照朝鲜执行明朝礼制的起伏变化,两国的封贡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文帝鉴于“靖难之役”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意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朝鲜以“五拜三叩头”(觐见皇帝之礼)迎接明朝诏书,标志着明鲜封贡关系的正式建立,后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此为第一阶段。正统十四年(1450)“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国势由盛转衰,朝鲜恰逢历史上最强盛的世宗王执政时期,朝鲜别有所思,以“鞠躬礼”代替了“五拜礼”。嘉靖年间,随着性理学的发展,朝鲜至诚事大,重新恢复了“五拜礼”,明朝逐渐将朝鲜视为“内服”,进而在“壬辰战争”中与朝鲜联合抗击日本侵略,两国结成军事同盟关系,此为第二阶段。朝鲜感念明朝“再造藩邦”之恩,恭行明朝礼仪,积极支持明朝抗击后金的战争。后来慑于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朝鲜被迫中断了与明朝的封贡关系,此为第三阶段。本文按照外交礼仪的变化对两国关系史进行分期的研究方法,在学界尚属罕见。明朝的文官使节是明鲜礼仪论争的主要参与者,大都是从翰林院、六部、行人司官员中遴选,其标准是综合考虑出身、文章学识、艺术才能与仪容形貌。文官使节的出使事由一般是颁诏、颁敕、移咨、颁历、赐谥、册封、赐赏等。在“人臣无外交”的历史背景下,文官使节发挥自身优势,成为两国沟通信息、解决纷争、传播文化、交换物资等方面的主要桥梁,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最突出的代表是嘉靖年间的龚用卿,他直接促成了明鲜之间“誊黄制度”的建立,这是明朝将朝鲜视为“内服”的标志性事件。该制度为万历年间两国的联合抗倭奠定了基础。文官使节群体研究方兴未艾,将成为明鲜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第二部分考察了明鲜礼仪之争的内容,这是本文的重点。该部分按照礼仪进程和礼仪的重要程度考察了“迎接诏敕礼仪之争”“宴飨礼仪之争”以及“谕祭赐谥礼仪之争”,其中,以“迎接诏敕礼仪之争”的内容最为繁复。“迎接诏敕礼仪之争”主要考察了朝鲜在迎接诏书、迎接敕书、诏敕合迎与分迎、国王乘辇与乘马、世子是否出迎五个方面与明使产生的礼仪争执。“迎接诏书礼仪之争”的焦点是,朝鲜以洪武旧制——《藩国仪注》为据,将建国初期实行的“五拜三叩头”之礼改为“鞠躬”,明使与之争执近百年,至嘉靖年间方得以恢复,并成为定式。“迎敕礼仪之争”起因于明使据《明会典》认为诏敕无异,要求朝鲜以迎诏之礼迎接敕书。按照明使对于《洪武礼制》、《明会典》等明朝礼制的解读,国王应“乘马”“分迎”诏书与敕书,以示敬事朝廷之意。朝鲜国王却乘辇示尊,取便合迎。朝鲜世子出迎诏敕载于朝鲜《五礼仪》与迎接诏敕仪注中,明使要求按仪注行礼,朝鲜往往以世子年幼、有恙为借口,拒不出迎。迎接诏敕之后的礼仪环节是宣诏、送诏与留诏。在这三个礼节上,明使与朝鲜君臣亦产生了争执。宣诏礼仪之争的内容是诏书开读仪节中使臣的立向问题。明朝坚持在仪式之始即面南而立,朝鲜礼制设使臣位于龙亭之东西向立,至称“有制”时方改为南向立。留诏礼仪之争乃是因为明朝并无留诏仪,明使自定之,要求朝鲜隆重其事。朝鲜起初只是遣朝中大员留之,后来国王恭行其仪,亲自请留,以示至诚。送诏礼仪之争源于明朝礼制有送诏之节,但朝鲜起初并不送诏,明使提出君臣备鼓乐送诏书于驻节馆所,朝鲜变通为朝臣送诏。颁布诏敕之后,朝鲜有宴接明朝使臣的惯例,双方在宴飨礼仪方面亦发生争执,主要表现为宴飨序坐与用乐问题。按照明朝“时制”,宾主南北序坐,宾北主南。朝鲜据《藩国仪注》,以东西序坐进行宴接。用乐问题主要表现在朝鲜女乐上。女乐因兼有欢宴侍寝的性质,遭到明朝使臣峻却,要求用男乐。谕祭赐谥朝鲜故王是明朝使臣出使朝鲜的重要事由之一。明使与朝鲜官员因“祭封先后”“龙亭祭文与灵座的坐向”“国王迎接诏敕的服色”等问题产生争执。按照明朝的忠孝观念和实际执行情况,礼应先祭祀、赐谥故王,再册封新王。朝鲜旧例则是先封后祭。关于龙亭祭文与灵座的坐向,朝鲜按照本国《五礼仪》,灵座居中南向,龙亭祭文居东西向。明朝使臣秉承“皇权至上”的理念,要求龙亭祭文居中南向,灵座居南北向。朝鲜争之以灵座居西东向。关于国王迎接诏敕的服色,永乐年间的礼部郎中林观亲授朝鲜迎接谕祭赐谥仪注,要求朝鲜国王吉服迎接诏书与敕书。朝鲜国王争之以凶服迎接,并未获得明朝使臣允可。双方在“迎接诏敕”“宴飨”“祭祀”礼仪方面的种种争执,揭开了长期蒙蔽在两国温情脉脉的封贡关系之上的面纱,暴露出双方关系的动荡不安以及朝鲜表面臣服背后的激愤不平,弥补了此前研究只是单纯引述“朝贡制度”“封贡关系”“礼治体系”等相关术语的局限,为正确解读“朝贡制度”提供了鲜活的案例。第三部分分析了礼仪之争的原因及其实质。从礼制文本层面来看,礼仪之争是明朝实行的“时制”与朝鲜据以为证的洪武“旧制”之争,还存在明朝礼制与朝鲜国俗之间的抗衡问题。深究其详,本文认为：虽然明鲜两国礼制规定不同、明朝对朝鲜执行蕃国礼仪情况缺乏监察、明朝使臣的外交素养参差不齐是导致礼仪之争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朝鲜国王对明使争礼的态度以及强烈的国家自尊意识是导致礼仪争执不休的决定性原因。正是由于朝鲜不甘于封贡关系的不平等状态,积极追求精神文化上的独立性,与明使激烈争夺礼仪解释的主动权,才使得两国关系长期陷入不稳定局面。随着性理学的发展,朝鲜至诚事大,两国关系逐渐走向和谐,进而上升为军事同盟关系,决定着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礼仪之争与两国关系的亲疏远近息息相关,是两国综合实力兴衰更替的长期角力,也是“中华文化”与朝鲜本土文化旷日持久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