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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资源”作了一个动态的理解，即认为只有作家主体和本土文化传统交流之后才能从中发现、激活、甄别或是重构出真正有意义的内容，这些有意义的内容才能够构成作家创作的资源，也只有经历了这个交流的过程，“资源”才能对创作主体产生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具体的形态来。本文因此而放弃了“本土文学资源到底有哪些东西”这样的追问，转而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资源的意义在创作当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本土文学资源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由于作家主体的介入，“资源”才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多种形态。本文所要竭力揭示的正是这各不相同的表现形态，并从这些具体的形态入手，辨识出“资源”的意义。而这就是为什么本文的主体部分的写作都是采用分析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或是问题的原因所在。
汪曾祺在1980年代早期创作的小说中的本土文学资源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通过对汪曾祺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本土传统中的儒家文化并没有束缚住汪曾祺内心现代意识的生长，而是汪曾祺用现代意识重新照亮了传统文人理想中的现代性内容。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本土资源的现代意义。在寻根思潮当中，作家们表现出了将传统资源进行现代转化的努力，这种努力和作家内心的现代意识，和他们渴望文学表达方式变革的愿望是分不开的，因而这种努力在审美的层面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的作家所关注的是本土传统中审美因素。由于传统审美资源的介入，有些文学作品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审美形态，现代化叙事摆脱了以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建立在较为复杂、真实的个人体验的基础之上。张炜在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就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和“现代化”潮流相异的精神趋向。当人们在经济改革的潮流中体现出以崇尚个性、追求实际利益为特征的一种现代崇拜时，张炜却对此表现出了不安和警惕。因此，很自然地，张炜就从本土传统中寻找到了一种资源：民间道德。民间道德的出现，虽然呈现出和现代化潮流不一样的精神取向，但其实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作出了对现代化更为复杂的思考：历史提供给人们的“现代性”怎样才能真正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难道以“个性”等为特征的“现代性”必然要以抛弃道德标准为代价吗?而且由于民间道德的加入，并和现代化立场相互抗衡，使得小说的叙述避免了被单一的现代化立场压瘪，从而获得了一个空间，小说的叙述在这个空间中获得了丰富性。莫言对于都市文明有着强烈的不适应，他需要在此之外确立自己精神主体的位置，他于是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乡土，在乡土世界中，他和乡土当中的非规范内容进行了交流，从中甄别、激活了资源，并在资源的支持下建构出了自己的精神主体。苏童也和莫言一样，在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属，但他的经验中却又没有乡村可以让他栖身，于是他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于是他从城市的逃离变成了逃亡。正是在这样一种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下，苏童和中国古代文人传统中的时间循环、人事反复等内容产生了共鸣，他的小说中的圆环式结构、意境式结构都是作家主体和古代传统交流之后对他的创作产生意义的。本文以文本分析为核心，通过对1980年代的几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细致的解读，从中观察本土文学资源在叙述文本中的表现形态，并关注本土文学资源在现代语境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