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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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MBO)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多被用作一种激励公司管理层以改善经营绩效，同时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手段。但由于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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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MBO)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多被用作一种激励公司管理层以改善经营绩效，同时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手段。但由于该制度一俟引入中国便被赋予辅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和“国退民进”的重任，同时也成为日益壮大的中国经理人利益诉求的合法手段，因此中国式的管理层收购实际上几乎等同于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我国现行法对MBO在主体资格、目标公司、资金渠道、收购方式等方面对其有诸多限制，从严格的法律解释论上，我国法律实务中出现的完全合法的MBO案例凤毛麟角。操作失败的MBO案例多暴露出早期立法对MBO的简单禁止倾向的不合理，以及企业方面由于关联交易、财务造假等较为明显的低级错误;而从操作成功的MBO案例则可以解读出中国式MBO背后利益格局的特殊性、资本市场发育的不成熟，以及法律技术性漏洞之外的能为而不为的尴尬。 在纯粹法律层面，融资渠道问题和定价机制问题实际上是MBO制度的两大关键点，是现阶段推进相关制度改革的主要困境所在。融资渠道是否畅通多元、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无碍，从根本上反应一国之MBO实践的法律制度供给与金融环境是否足够成熟;定价机制是否合理可行、交易方式是否科学公允，从根本上反应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倾向、法律技术水平以及背后利益博弈者的深层格局。居于纯粹法律立场而不是政治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立场，应在具体制度的研究和献策上着力，在厘清现行法律规定与实务惯常做法，并对后者做出合规性评估的前提下，需要关注和提炼实务中的创新性操作，同时在整体比较法律实施背景与周边制度衔接的前提下，准确借鉴外国经验。具体来说，在融资渠道方面，集合信托计划值得深入研究;在定价机制方面，市场定价手段需要尽快落实。而在这两个方面，都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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