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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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渗透,各工业国家纷纷提出了工业发展的新目标。在“德国工业4.0”、美国“再工业化”等世界大环境下,我国在2015年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职业教育是制造业劳动力的主要输送途径,而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职业教育培育高质量制造业劳动力的物质保障。中国国务院2019年发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特别强调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不应次于普通教育,吹响了2019年职业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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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渗透,各工业国家纷纷提出了工业发展的新目标。在“德国工业4.0”、美国“再工业化”等世界大环境下,我国在2015年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职业教育是制造业劳动力的主要输送途径,而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职业教育培育高质量制造业劳动力的物质保障。中国国务院2019年发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特别强调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不应次于普通教育,吹响了2019年职业教育改革的先锋号,本次改革特别指出了改革的重点——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基于经费投入与教育、教育与劳动力、劳动力与产业经济的高度关联关系的猜想,本文尝试寻找在我国的地理范围内,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对制造业的发展(包括产值水平与结构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如果存在显著影响,那么影响方向与影响大小是怎样的?更进一步地,职业经费投入对制造业发展产生作用是否存在作用门槛或作用区间?以上作用在我国三大地区的表现是怎样的?以上作用在中职与高职的不同教育层次中的表现是怎样的?这些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希望回答以上问题,为我国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角度为制造业稳步提升产值规模、优化升级结构提供参考性建议。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同时通过文献论证了教育经费投入对教育与经济的重要性、人才对制造业的重要意义、职业教育的特殊重要性等相关关系。基于此逻辑关系,本文对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情况与制造业发展情况进行各自的现状描述,并通过使用我国2009-2016年的各省面板数据,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从空间与时间两个角度对我国各省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制造业发展的省际相似性进行感性认识;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我国各省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相对投入效率。最后,在实证面板回归部分,分为对产值与结构的影响两大部分,均根据实际样本特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Wald检验与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对异方差进行修正,建立一般面板回归模型。在一般面板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对通过检验的模型进行门槛回归进行比较。在一般面板回归与门槛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地区异质性、教育异质性、交叉异质性,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创新性主要在于,研究立足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新政策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经费投入的新角度,探索对制造业发展的具体影响。同时运用一般面板回归与门槛面板回归,不仅得出直接的影响方向,还能探索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是否存在结构突变与最优区间。本文还对地区异质性、教育异质性以及地区与教育交叉异质性进行了分组讨论,这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提供具体性建议。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可获得数据的年份区间较短,同时,只能搜集到经费投入的金额,而缺乏经费专项用途等记录,这使得本文的结论始终停留在较笼统的层面。在以上研究中,本文得出了如下的研究结论。与其他大部分产业不同,在提高制造业产值方面,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大于固定资本投入的作用。固定资本的投入只能为我国制造业带来总量的提升,而无法有力推动我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相反,我国致力于提升城镇化水平,有利于助推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劳动力的转变,间接降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重,从而有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区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尤其是中职教育经费投入有利于扩大制造业产值规模、降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重、提高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比重。高职教育经费基于整个国家来看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而从东、中、西部各地区来看,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中职教育经费投入、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各有差异。以上作用大多具有单重或双重门槛效应,因此对待作用的方向需要结合门限值或门限区间,分情况、分地区提出增加或缩减相应投入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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