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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赫·劳伦斯(1885-1930)是二十世纪初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因其独特而深渊的内涵至今还散发着无穷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对其进行各种角度的解读。长久以来,人们关注到劳伦斯作品中的两性关系,阶级意识,宗教等话题,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对其作品中的自然描写付以重视。事实上,劳伦斯确是一位极具自然生态意识的作家,早在他生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就已经看到了自然环境恶化的状况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并在多部经典作品中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除此之外,劳伦斯更是一位伦理生态作家,他一生可以说是在为追寻自然人性的回归,以自己的理想道理向英国旧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挑战的过程中度过的。他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能自觉关注社会问题的、有道德责任感的作家。处在一个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时代,他对违背人性的现代社会极为不满,因此通过作品,他对传统伦理禁区进行了一次次道德冲击,并以道德反叛的姿态试图在摧毁一切之后来重建现代人类文明的道德支柱。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劳伦斯的消极回归自然,甚至是认为人类只有回归到原始社会才能真正得到解放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以及他企图以调整男女两性关系来改变当今社会伦理关系的态度也只能是一中理想道德,不可能成为现实。相较于劳伦斯的生态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则在自然生态观与伦理生态观上都有更积极的意义。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一大精髓,“天人合一”是其理论基础。儒家的“天人合一”主张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加以考虑,强调人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同时也强调了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协调发展的生态观。本文通过对劳伦斯的《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两部作品的解读,分析了劳伦斯的生态观,以及其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关系的指导意义,并通过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中庸思想的积极生态观来弥补劳伦斯生态观中的消极层面,并以此来完善当今生态文学批评的不足,最后寻出一条现代人类社会的和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