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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近代立宪运动的先行者,同时也是现代宪政理论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其违宪审查制度的产生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和曲折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是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律是公意之表达”的理念长期统治法国的思想界,政治阶层强烈抵制对议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方案。尽管在法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数个形式上的违宪审查机构,但是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而且设立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促进法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法委员会是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的产物,从其产生的背景来看,当时法国制宪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重新调整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建立合理的政体以形成相对稳固的政治秩序,创设宪法委员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这表明,宪法委员会最初的角色定位并不是真正的违宪审查机构,在成立之初,宪法委员会作为平衡议会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政治机构开展活动,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限。20世纪70年代,宪法委员会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宪法委员会于1971年7月16日作出的“自由结社裁决”,这一裁决使委员会对法律的审查从形式审查发展到了实质审查,改变了合宪性审查的性质;第二次是1974年的宪法修改,扩大了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的主体范围,为议会少数派提供了救济的途径,使宪法委员会变成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者。这种演变既具有偶然性,似乎是政党斗争的副产品;又具有必然性,是法国政治、社会和观念条件变化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委员会的演变并没有通过宪法条文的巨大变化体现出来,而是宪法变迁的结果。从人员构成来看,宪法委员会是一个很小的机构,可以说国家只需用非常微小的成本就可以维持其活动,但是宪法委员会却承担多重职能,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独立地位。从宪法委员会的组织来看,各种保障宪法委员会独立性的制度保证了宪法委员会的裁决能够获得其他国家机构和民众的尊重。从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来看,这是一个肩负多重使命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违宪审查机关。从审查程序来看,法国模式的秘密审查、快速审查、书面审查和一审终审的特点体现了维护宪政秩序、保障法制稳定的价值追求,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宪法委员会的活动促进并保障法国成为一个“法治国”。首先,宪法委员会贯彻并调整分权原则。它扮演着“铁路扳道工”的角色,为议会和政府指明各自的权限并处理两者之间的权限冲突问题。宪法委员会通过自己的裁决活动不但贯彻了分权原则,而且对分权原则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适当扩大议会立法权限,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其次,宪法委员会在权力制约中发挥重要作用。它通过裁决国会议员的选举争议和任职冲突问题、审查议会内部规则以及防止议会立法越位等途径来限制议会权力;它通过控制总统选举合法性、处理总统权力的临时替代问题和紧急状态下为总统提供咨询的方式限制总统权力;它还通过对全民公决活动的监督及争议解决来保障人民行使权力的合法性。虽然宪法委员会自身的权力似乎是不受限制的,但是由于宪法委员会的裁决必须提供法律上的理由,并且向社会公开,所以它的审查活动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此外,它不审查全民公决通过的法律的合宪性,也不审查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如果有必要,人民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或者修改宪法的方式改变宪法委员会的裁决,这就意味着宪法委员会最终要受到人民的监督和限制。最后,宪法委员会起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尽管成立之初宪法委员会并不具备这一功能,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它的最主要的作用。由60名议员联合提出的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机制保证了议会少数派的意见得到尊重和维护。宪法委员会扩展了基本权利的法律渊源,突破了宪法条文的限制,形成了一个“宪法规范体系”。总之,宪法委员会的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将民主与法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将过去不受制约的、绝对的议会权力纳入到宪法规范的框架之内,使法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相对于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法国的由宪法委员会进行的事先审查和抽象审查方式具有自身的优越性。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法国模式下,人们能够确定颁布生效的法律就是符合宪法的。这显然有利于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协调性,并且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法律作为社会规则的预测功能。其次,按照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议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弥补自己工作的失误,以提高立法质量。最后,普通法院的法官不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能,避免了与传统发生冲突。当然,法国模式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它无法应对法律颁布生效后可能出现的违宪情况;另一方面,普通公民被排除在违宪审查之外,不能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申请。从法国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启发。对于违宪审查制度发展的长期性、多样性、特殊性和阶段性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要深化对民主和法治关系的认识,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违宪审查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