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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远洋航线主要分为向西和向东两大方向,“广州通海夷道”是向西航线的代表。“广州通海夷道”是唐朝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所记载的那一条通往阿拉伯的航线,在本文中将其作为古代从广州出航去往西方的远洋航线的统称。当前学界对于广州港远洋航线的研究多是以时间或者单独以某一个通航地区为线索进行梳理,好处是可以对某一条航线的前后发展脉络比较清晰,但是缺乏对于航线网络的整体的宏观构建。因此本文将所有从广州出航的远洋航线作为一整个系统来进行研究,对于航线连接的几大主要地区的航线变迁都有所体现,一共可分为东南亚地区、南亚航线、阿拉伯航线、非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五个部分,这样对于我国整体航海能力以及西向海上远洋航线的发展过程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东南亚地区航程相对较短,是我国西去远洋航线的第一站,也是与我国通航最早的地区。关于东南亚地区交通的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成王时期。中国通往东南亚地区的远洋航线也是最早成型的,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条拥有固定的航程和航期的成熟的航线。时至唐朝,在贾耽记载的远洋航线的东南亚段中可以看出在中南半岛地区的航线已经发展成熟。宋元时期伴随着指南针出现,马来群岛地区航线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并且兴起了诸如三佛齐、阁婆国、兰里等国际性大港,此时东南亚地区的航线网络体系也正式落成。南亚地区航线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汉使航程最终连接的就是印度地区,可见中印两国的邦交已经有了约2000年的历史,并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三国时期也留下了中国航船去往印度科佛里河的记载。南亚地区航线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佛教文化东传起到的促进作用。海上航线是中印两国僧侣往来的重要途径,中印之间的航线发展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同时伴随着公元6世纪以后阿拉伯地区航海势力的发展,作为中阿两地的中转站,南亚地区的转口贸易迎来发展良机,其中的锡兰、故临更是成为了重要的国际性大港。西亚地区航线的发展是由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两大航海势力共同推进的。公元6世纪的唐王朝外交以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著称于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兴起,两个大国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需要成为推动两国之间航线发展的强大动因,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贾耽、苏莱曼、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等中外学者都记载了两国之间的航线。此外在正史中也不乏中阿朝贡使团来往的记录。总的来讲中阿航线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实际意义是最为显著的。非洲和欧洲航线大多是在中阿或者中印航线的延长线上。关于非洲国家的最早官方记载最早见于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从东非以及北非沿岸考古发掘中我们也能找到当时航线存在的客观证据。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已经可以看出中非之间的航线框架已经发展成熟。欧洲同中国的海上航线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当时的罗马共和国致力于寻找直接同中国交易的海上航线,以便满足日益增长的丝绸贸易的需求,并于公元2世纪中欧之间的海上航线正式打通。随后几百年以来伴随着中阿之间航线的发展中欧航线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也为欧洲大航海时代商船东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海上航线一经开辟就一直存在,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留给了我们研究当年航线网络的可能性以及丰富的航线文化遗产。但是当前对于航线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不算理想,航线文化遗产作为我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悠久海洋文化的一个有力见证,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保护。那么到底是如何保护,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无先例可循,如何改进,都是本文中希望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