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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实现数量上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其增长方式、增长质量和效率已然成为新时期的重大问题，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的考察无疑在上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十一五”时期为背景，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高度化和合理化出发，通过分析全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对产业结构是否真正实现了优化进行判断。并结合“十一五”期末与“十五”期末我国主导产业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最终对我国31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具体的测算方法上，本文新设计了一个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结构超前值，同时借鉴Tornqvist MFP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确定主导产业，并结合空间计量方法分析总量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结论表明，在“十一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高度化发展态势；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并不明显，特别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进程并不一致，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促进作用”的优化效果。在通往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我国的主导产业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仍然集中在机械、电力、化工等领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十一五”时期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主导产业并没有向着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本文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调整献策献力。从全局来看，“十一五”时期，我国31个地区总量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集群效应。即各地区总量生产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表现出了相似值之间的空间集群现象。不仅如此，总量生产率在局域上也存在着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我国31个地区之间的总量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只是通过临近地区总量生产率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寻求跨区域合作，来解决当前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