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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短短十七年内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而且每一部都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当结合金庸由大陆进入香港的人生经历细读这十五部小说时，不难发现南来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因而金庸被学界定义为“南来作家”。 远到香港，金庸没有消极逃避，而是借着武侠小说积极地跨界书写，在文学艺术世界里排遣、消解远离故居地带来的身份焦虑和不安，完成“南来作家”身份的建构和书写，在此过程中，金庸实现了大陆到香港的地理迁移、移民到“老香港”的身份转换、梳理香港到认同香港的心理转变，并努力实现自我存在意义的追求，为香港文学注入活力，为人类终极意义的探索做出可借鉴的尝试。本文将围绕金庸香港“南来作家”身份展开，试图揉合金庸南来经历和小说创作过程，呈现金庸南来香港后文化身份由“焦虑”到“自适”，也即金庸由梳理、抗拒香港到书写、认同香港的流变，以期开阔金庸研究视野，加深对金庸及其小说创作的理解。 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份: 绪论部份简要介绍了金庸创作及当前金庸研究的现状，通过文本细读概括研究缘起，在梳理金庸南来身份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此项研究进一步挖掘的深刻意义，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思路方法。 正文部分分四章:第一章，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南来作家”定义为建国前后主动或被动放逐到香港的、有内地教育文化背景的、存在跨界身份认同困惑和焦虑的香港作家。其次，结合金庸由大陆入港的人生经历，论述金庸“南来作家”身份及其由“焦虑”到“自适”的特征，并指出这一特征在小说文本中呈现较突出的三个方面，即逐渐弱化的家国想象和逐渐现代化的大民族观念、努力找寻自己的“追寻”主题、娱人娱己的艺术追求。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以上三方面对金庸“南来作家”身份的建构和书写进行详细阐释。随着在香港生活时间的增加，金庸的大陆经验逐渐被香港经验挤占，小说中对“家”“国”的想象变得模糊、零碎;原本狭隘的汉族本位民族观转变为较先进地民族平等的大民族观;在努力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金庸以其笔下人物中父/傅辈的离去、自我意识的凸显为暗线，并纠缠于“娱人娱己”的创作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自我经典化”与大众合谋，共同制造“经典”。 结语部分说明本论文的不足之处，强调对作为香港“南来作家”的金庸及其小说研究的初衷，希望能“抛砖引玉”，起到拓展、丰富金庸研究思路方法、价值意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