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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政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两大主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资本与产能积累也初具规模，中国经济进入由“做大”到“做强”的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鼓励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推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构建全球价值链体系，又可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口是最传统的企业国际化的方式，也是中国政府早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表现形式。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贸易便利化政策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千禧年之初，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此举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壁垒。之后，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强化，中国政府同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洽谈，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优化企业的出口环境。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自2009年起，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自2013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截止到201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43015亿美元。 另一方面，中国贸易顺差长期存在，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坚定了中国政府资本输出的决心。作为企业“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程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之一开始向资本输出国转型。早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由政府主导，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较少，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也较低。2004年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扩张的时代。截止到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企业数量增长至5335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流量达到的1231.2亿美元，中国在世界资本输出国当中的存量排名跃至第8名，流量排名上升到第3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4年首次与中国引入的国外投资流量持平。 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绩，但是依然不能掉以轻心。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总贸易量持续下滑。即便中国基本保持了对外贸易总额上涨的趋势，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也有所放缓，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不及金融危机之前。这一方面和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复苏乏力，各国需求减少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金融危机减少了企业的融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融资能力，企业支付出口所需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能力下降，企业的出口意愿降低。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与中国的企业出口相比，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晚，基数较小，企业的参与度较低，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度有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比企业出口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需要更多的固定成本投入，对于金融资源的需求也远高于企业出口。然而国内的金融机构并未完全市场化经营，政府主导下的“信贷歧视”依然存在，大量的民营企业被排除在国有银行的信贷服务范围之外，民营企业的大额资金筹措面临瓶颈。没有了资金基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诉求就无法满足。 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不仅有助于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可以促进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企业融资是除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外影响企业国际化决策的第二大因素。中国的金融改革进程还在持续，企业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财务柔性调整融资水平做出企业国际化的决策是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这一主题:第一是金融发展，企业综合融资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出口持续模式决策的影响;第二是金融发展，企业综合融资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第三是金融发展，企业综合融资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金融发展，企业融资，与企业出口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性的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企业融资结构以及企业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分析金融发展、企业综合融资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企业综合融资能力，企业的出口决策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构建了多项式选择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对企业综合融资能力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以及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融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共八章:第一章序论主要讲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阐释了文章的思路与脉络;第二章理论回顾与研究综述系统梳理了金融学与国际经济学的相关交叉研究，从金融发展、企业融资与企业出口的相关性和金融发展、企业融资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两个层面系统阐释了金融发展、企业融资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金融发展，企业综合融资，中国企业出口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企业综合融资来源以及企业综合融资的变化趋势，中国企业出口的增长路径以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趋势。本章节通过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验证了中国的金融发展，企业综合融资能力，对中国企业出口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第四章指标构建、数据与研究方法重点介绍七大融资指标，现金流，企业流动性约束比率，企业应收账款比率，企业应付账款比率，企业总资产规模，企业清偿比率，企业资产收益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并进行相关性检验与描述性统计;第五章企业综合融资能力与企业出口持续模式决策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根据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的融资指标构建综合融资指标对企业综合融资能力对企业不同的出口持续模式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企业综合融资能力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实证检定企业融资能力的出口门槛效应，并验证了企业融资能力提升对企业出口量增长的影响拐点;第七章企业综合融资能力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综合考察企业综合融资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第八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金融市场改革与企业融资能力提升方面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企业的融资来源主要分为四类:内源性融资，商业信用，外源性融资，投资机遇。根据财务柔性理论，四者互为补充，企业的多渠道融资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综合融资能力，削弱企业外源性融资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企业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外源性融资是所有关乎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融资来源当中最直接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融资渠道。中国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源错配导致国有企业依赖其特殊的政府背景，占据了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优质信贷资源，扭曲了企业本该基于生产效率所做出的国际化决策。最后，企业融资能力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对企业出口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企业综合融资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已出口企业稳定持续出口的预期，还可以提升非出口企业或间断出口企业的出口概率，改善企业的出口持续模式。企业融资能力的提升亦可提高企业的出口量，扩大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然而企业融资能力的提升和企业的出口量直接并非简单的线性正向相关关系。企业综合融资能力相对较弱的时候，企业综合融资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强，当企业的融资水平跨越了这种促进作用的门槛值时，企业的融资能力对企业出口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不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