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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从先秦到清末,一直作为教化修身的教本被世人讽诵涵泳,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特有的“《诗》教”传统。本文以《诗经》的产生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探讨《诗经》作为教本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力图揭示《诗经》两千多年历史适应性的背后动因,借以对当前经典诵读热中正确地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一个解读视角。
《诗》是周代“采诗观风”制度的成果,从成书开始即为大师教瞽矇的诗乐教本,继而被选作大司乐教国子的成才教本,孔子整理后作为“六艺”之一传授弟子,具有全面修身教本的功能。这三种教本均为原典形态的《诗》教本。《诗》三百在汉代地位上升,被称为《诗经》,立于学官并由博士传授弟子。通过经学家的注释,《诗经》适应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扮演了政治课本的角色,也因此形成了《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传授系统,各家均以本派经师的《诗经》学著作为教本,传《诗》的共同特点是谨守师法家法。从唐代开始,经学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联,相互作用。在科举考试统一标准的要求下,唐太宗时期由孔颖达主持编订《毛诗正义》,颁为明经考试的标准,成为全国统一的《诗经》教本。宋代熙宁兴学中,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编撰《诗经新义》作为评判士子《诗经》经义的标准,借以推行新学改革思想。随着理学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朱熹的《诗集传》在元代被官方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明清两代均沿用此制。朱熹废《序》言诗,教《诗》重讽诵涵泳和体会义理。到明成祖时,在《诗集传》的基础上,朝廷组织编撰《诗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从此《诗经》教本与经学研究相分离,出现了大量指向科举考试的《诗经》学习参考书。
在《诗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所用的教本不同,但蕴涵的礼乐教化精神是贯穿始终的,这正是《诗经》的现代教育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