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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是唐代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成就涉及文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领域。他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思想探索、政治实践交融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本文在对柳宗元“中道”思想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其“中道”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之分析来揭示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的独特意义和他代表的通儒文化人格的意义。前人关于柳宗元的研究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这一思路尚有不少空间有待开掘。
绪论部分，介绍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研究背景；介绍了本书的写作思路和结构。
第一章论述柳宗元“中道”思想的内涵及与文学创作之关系。在前人论述中道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柳宗元存在儒、释两种“中道”思想，二者互补构成柳宗元全部思想体系。重点探讨了儒家中道思想的现实意义及其对柳宗元古文创作成就的直接影响，对于提高中唐古文的思想水平的作用；并指出“中道”思想在思维方式上有利于柳宗元转益多师态的形成和“辨惑”之文的产生。还提出屈原的人生悲剧和荀子的思想局限在柳宗元身上交织造成了他中道思想的困境和人生的困境，而对命运无常的悲感和对大道坚守的力感相交织共同构成柳宗元全部作品的情感底色。
第二章论述柳宗元的诗歌思想与诗风转变与他“中道”思想的关系。当“中道”能在政治行为上实践时，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和的风雅观；当“道”不得施时，提倡兴寄和不平则鸣，创作上是发愤抒情为主；儒家中道在现实中的夭折，带来柳宗元佛家“中道”的提升，与此相应，创作了简古自然之诗；柳州时期，柳宗元的儒家中道能通过政治实践落实时，他的精神生命更加强健，创作了浓墨重彩的思乡怀友之诗。柳宗元诗歌思想与创作随着他的“中道”主张的屈折命运发生了三次转变。
第三章论述柳宗元的“文趣说”及他的山水游记和辞赋创作，阐发了未能为“文以明道”说所涵盖的柳宗元文学思想的其它内容，及其与明道观的内在联系。柳宗元的文趣包含情趣、理趣及“奇味”，为古文创作注入了生动的艺术精神。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山水之间形态各异的树木泉石禽鱼花草的传神描写，在散文中完成了类似山水诗中小谢的激活山水的作用；把散文中主体与客体、情趣与意象的交融的关系提升到了足以与山水诗中情景交融境界相比的水平。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屈骚精神传统(“惟道是就”的执着精神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他提倡的“中道”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即用古文明道的同时，用辞赋抒发对道不得行的愤慨之情；而且柳宗元还在博采诸体(各种辞赋体裁)的基础上，破体为文，创造了寓言赋。
第四章论述以柳宗元为代表的通儒文化人格与文以明道的关系。首先描述中唐时代通儒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通儒的理想人格模式是士人为实现生命价值而作出的积极调整。认为中唐通儒与盛唐文儒相比，有三方面的发展：注重道德砥砺，对实才的重视与实践，对史才的重视。作为通儒代表之一的陆贽对古文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古文运动人才储备、改造骈文的艺术经验和以骈文明道对韩柳的启迪三方面的作用。最后阐释通儒人格中对学习精神、实践精神以及宠辱不改的弘道精神的重视，客观上充实了“文以明道”的内涵，提升了“文以明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