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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处于晚明心学与文学的交汇点上。他们的心学思想，既是他们的人生态度在理论上的反映，也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变化的深层动因。所以，本文从学术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公安派成员的心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关系及其变化。全文由四章构成:一、公安派的形成、发展及成员;二、公安派的心学思想;三、公安派心学思想的转变;四、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公安派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形成期、兴盛期和蜕变期三个阶段，它的成员大约有五十余人。就对晚明文坛影响而言，主要在兴盛期，前后仅有七、八年的时间。这与公安派成员心学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万历二十八年期间，公安派一些成员的心学思想，相继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公安派主要成员在焦竑、瞿汝稷和李贽等人影响下，由养生之学转向心学，企慕王阳明、王畿和罗汝芳。但他们的心学思想与王阳明及后学并不相同。本文仅选取他们对良知和性的看法，以说明公安派的心学特征。要而言之，他们受郭象《庄子注》和禅宗思想的影响，把良知看作智慧，以天命之性言性，舍弃了心学的道德理性和超越性，以人的感性存在为本体，强调各适其性。在功夫论上，以不修为修，从而肯定了人的欲望。同时，在现有研究的成果上，本文也比较了袁宏道与李贽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异同，并且指出了其原因。 自万历二十六年始，公安派主要成员的心学思想相继发生了变化。从外部原因说，与当时士人思想变化、党争和执政者整顿学风有关。但这并不是公安派心学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公安派心学思想变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公安派成员之间思想的差异。袁宗道对狂禅以及对公安派中的疏狂和不拘礼法的倾向早有批评，限制了他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公安派中一些成员开始意识到了心学并不能解决感性生命本身的问题。他们放纵情欲，不仅没有带来自我的适意和解脱，反而带来对生命的戕害和对生死的恐惧。所以，公安派一些主要成员较早地在思想上进行了自我反思。他们心学思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泰州学派后学以及狂禅进行了批评;其二，他们转向了江右王学;其三，重视修行。 伴随着公安派成员心学思想的变化，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在不同的阶段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公安派形成期的成员论文，反对摹拟，重视达意和表现个性，强调致知无欲，以器识为先;他们论诗，则更倾向于自我适意和情感的抒发。公安派兴盛期成员的文学思想，更多地受到了心学以及庄、禅思想的影响。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一些成员，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重视表现真我，打破一切束缚，追求灵动而活泼的文心;在审美趣味上也表现出“宁今宁俗”的倾向。在公安派蜕变期，它的一些成员的创作态度发生了变化，趋向于严谨。他们重新提倡学习唐诗，强调法律和性情的折中，而在诗境上追求淡与质。 公安派心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时期士人的思想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安派成员的心学思想和文学思想，表现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不同于传统的倾向，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晚明社会的变迁和当时士人的心路历程。但是，他们思想的这种新趋向，并非处于一种自觉的状态。他们寻找出路而不得，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