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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学批评的范畴研究相对于诗学、词学等领域来说较为薄弱,本文试着从几个影响较大的赋学范畴入手,来梳理赋学批评的源流和得失。本文第一章讨论“六义”说。“六义”作为诗学范畴,是如何进入赋学领域的,又对赋学有何影响等等,这类问题都在讨论范围。第一节讨论“六义”进入赋论的逻辑合理性,认为“六义入赋”的逻辑起点是“六义”之赋与赋体之赋的术语的含混性。而祝尧又推进到“赋兼六义”,更是在逻辑上跨涉了很多雷区。通过这样的逻辑分析,我们是想揭示中国文论尤其是赋论中的一个现象:即中国的赋学批评,往往是现实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往往是承继概念而非承继论点,往往是着重于艺术本身的逻辑而不在乎论证的逻辑。第二节讨论风、雅、颂之进入赋论,“风”意义有其多样性,汉代就有“邦风”、“风谏”、“委婉”等意义,而赋学批评中的“风”义也在这几个含义中流转、纠缠;而“雅颂”和“风”代表了这不同的面向:“风”偏向于以下刺上,“雅颂”偏向于以上化下;“风”代表了下层的意见,“雅颂”立足于君主的立场。内容上,雅颂重揄扬,风重讽谏;风格上,雅颂尚正大,风喜优柔;修辞上,雅颂多形容,风多比兴;立场上,雅颂代言君主,风兼通上下;创作上,雅颂崇礼制,风多个性;体制上,雅颂偏大赋,风重骚体。从历时来看,风义变化较大,而雅颂则较为稳定,它伴随着中央的权力和礼制的精神而存在。第三节讨论“比兴”之入赋,赋论中的“比兴”论,从汉代到明清赋论中的“比兴”论,大多并非赋论的核心问题,而往往作为阐释此时代赋学的核心问题的关键工具。汉代的“比兴”到达“风谏”,魏晋的“比兴”指向赋体的“铺陈”,唐宋的“比兴”主要讨论律赋的修辞,而元明清的“比兴”主要针对赋体的刻意经营、意过于情的弊病。可见赋论中的比兴观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即由道渐渐走向器,又从器走向艺。汉代赋论的比兴是借已经较为成熟的诗学的道统以自立,自立之后寻找自身的定位,而通过考赋这样极端单纯而功利的方式剥落掉道统,而在技术层面上精益求精,最终又回归到情感、韵味这样的文学要素。第四节讨论赋兼“六义”说的《诗》学背景,程颐的六义“随篇求之”说、郑樵的求其义而不必泥其名的方法等等,打通了自孔颖达以来的体、用的壁垒,成为祝尧等人“赋兼六义”说的基础;而祝尧的“赋兼六义”说同时也继承了程颐以来的阐释学上的尴尬。第二章讨论“讽谏”说。司马迁论司马相如赋是以“风谏”立义,而后世都将其解作“讽谏”,实则二者有别。“风谏”主要是传达讯息,然后由读者“推显至隐”,自己找到意义之所在。与东周“赋诗言志”的传统以及汉代“铺陈其事以直言之”的“六义”之赋有相承和相似之处,与后世所谓“不敢直言”、“微言婉词”的“讽谏”内涵不相涉。而从“风谏”到“讽谏”的变化,反映了汉代赋学批评从偏重劝谏的内容和目的到偏重其技巧和效果的变化。第二节讨论赋家的“讽谏”与周代保傅制度的承继关系。保傅制度是周代兴起的一种天子私臣制度,他们是礼乐制度的开创者、传承者和宣导者,而这正是同样作为内官的汉代赋家崇礼制的先导。存世文献以及出土材料中,留存下来不少师、保、傅劝导君王的言辞。如果将之与汉赋进行细致的比对,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在不少方面开赋体之先制。第三节讨论劝百讽一与汉初时代风气之间的关系,证明劝百讽一并非是赋家独有的行文方式,而是当时士大夫行文的时代风气,与汉代王权的集中和礼制的重兴有关。第三章论宫商和丽则。宫商是形容声音,丽则是形容文字。第一节讨论汉赋的声音,刘熙载《艺概》云:“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这样的论述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却容易使读者忽略辞赋的“一宫一商”的声音美感。汉赋近源楚骚,远绍古诗,又有诵读之传统,不当被远隔声情之外。本节从汉赋的文本出发,解读汉赋的宫商之美。第二节讨论王世贞对扬雄的“丽则”说的变革。王世贞改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为“诗人之赋典以则”,明代以来都没有得到注意。实际上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改动,代表着王世贞与扬雄截然不同的辞赋观,也反映了明代中期辞赋领域的一场复古运动。而通过对“典”的独特的学术内涵的解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场复古运动的本质:一方面是古典的经学精神对当代轻浮淫靡文风的反哺,一方面又是朝廷吏治精神在文学界的延伸。而在赋学领域,“典”与“丽”的交错有着清晰的演进历程,反映了两种文化精神的平衡和较量。第四章论唐代赋格向宋代文章学的迁移。唐代的赋格在很多的文章学领域为宋代建立了轨范。第一节分论其在认题与立意论、章法间架论、破题论、体式论、句法论、用事论等方面对宋元文章学的启发作用。第二节试图厘清赋格向文章学的转变的轨迹。首先讨论宋代的策论、经义对唐代律赋体式的仿效;其次讨论赋格的文法精神的沉淀以及与古文精神的结合。第五章讨论辞赋的体物范畴。学界对赋体“体物”的理解大多就技法而论,大多围绕“物”作探讨。而实际上,无论是体物的概念,还是赋体体物的创作实践,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大体讲来,从汉代到魏晋,辞赋中体物的手法,经历了由工具到对象,由共相到具象,由求美(弘丽)到求真(形似),从以类相从到个别摹写,从与已无涉到与心徘徊的发展过程。而唐代以后科举的试赋,又使得辞赋在体物上又有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