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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党工共建”成为当前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主要策略。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加强了对非国有、非公有的工商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就业人员的社会控制。2006年7月底，中国工会通过自下而上动员职工的方式成功组建了全球第一家沃尔玛工会——沃尔玛晋江店工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久，中国又出现了多个由工人自发组织成立的外资企业工会，并且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同程度的支持。这些外企工会对从全能主义政治转型而来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为什么近年来国内会出现了工人自发组织工会的新现象？这些外企工会是如何得到上级工会支持，又是如何失去上级工会支持的？为什么由工人自发组织成立的外企工会往往难以持续？这些自下而上成立的外资企业工会出现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文章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选择了两个广为人知的案例:C市沃尔玛B分店工会(Wal-Mart B Store Trade Union)和烟台澳利威工会[Ole Wolff(Yantai) Trade Union]来从外资企业工会组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扎实的经验调查和访谈，借助于外资企业工会组建这个窗口，从劳动政治学的视角切入，指出当前的中国工会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简单的“传送带”，而是承担着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劳资纠纷的“调停者”以及“为投资者服务”三种相互矛盾和彼此冲突的社会角色;同时，中国工会还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控制的群团组织，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实现“安抚型国家”劳工政策目标的政府工具。多重角色的相互冲突使外资企业工会组建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一种“象征性公共政策”。 首先，文章回顾了前人关于中国工会与非公企业工会组建的研究，提出了研究问题、解释框架与研究方法，并对现有自下而上成立的外资企业工会进行了类型学的探索性划分:“半冲突型工会”和“冲突型工会”。其次，文章重现了二十余年来中国外资企业工会组建策略和方法的变化，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深圳外资企业工会组建中的“党工同建”的具体策略与做法进行了总结。 然后，文章根据已公开的材料梳理了沃尔玛工会组建过程中，全国总工会与沃尔玛公司博弈的全过程;并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双方各自的“抉择构造”，分析了全国总工会如何通过软硬兼施、公开信息等方式与沃尔玛公司达成妥协，最终走出“囚徒困境”的行动策略。 再次，文章根据“半冲突型工会”、“冲突型工会”的类型学划分，详细分析了C市沃尔玛B分店工会与烟台澳利威工会的组建方式及运行过程，用讲故事的方法指出了维权型企业工会在中国的艰难处境，解释了为什么“半冲突型工会”和“冲突型工会”都不是上级工会想要的外企工会类型，反思了全能主义政治中的社会经济组织转型的难点和希望。 最后，文章分析了备受地方政府和上级工会偏爱的“合作型工会”的运行模式及不足，分析了中国工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两难困境，指出非对抗性才是中国工会运行的政治逻辑。 简言之，中国工会不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也不是社会功能性组织，而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控制的群团组织，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实现“安抚型国家”治理目标的公共政策工具。过多地依附于党和政府的行政权力的确在短期内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却使工会工作的目标进一步服从、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了职工群众。这就是为什么工人自发组织成立的工会如此短命的根本原因所在。 2010年5-8月，以佛山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厂工人罢工为代表的罢工浪潮，把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带入了争取经济利益的工人抗争时代。或许，新生代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成熟才是中国工会改革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