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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社区与西方传统意义的社区（即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社区的形成和规划基于行政设置，而不是基于共同的精神，这导致了居民之间的陌生，以及对社区归属感的缺失;其二，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中体现出强大的政府力量，社区实际承担行政和自治双重功能，这限制了居民参与自治的热情。在中国语境下进行社区治理，需要把握政府和社区自治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演化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所研究的上海大型居住社区，是近十年来的新生产物，这类社区以安置房和经适房为主，通过摇号方式，将市区人口导入城郊。此类社区自治基础弱，根据其从无到有的特殊性。本文选择首批入选大居的Q居委进行调研，在纵向上厘清该社区居民团队、居民议事会、居民理事会的形成过程，在横向上了解其功能及运行机制。该居委自治实践的演变过程，表现为社区自治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到合作，微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控制转变为引导，为此类社区自治的可能提供了经验。并基于此，分析了在现阶段我国社区自治中政府的角色，认为政府与社会两方缺一不可，是一种强强联手的关系。在文章最后，进行了居委会自治发展方向的讨论，一方面是要吸引专业社会组织的参与，另一方面是要进行居民自我身份建构，保证自治成果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