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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百年苍桑已浓缩成一份沉重的记忆，镌刻在每一个从风雨中走来的富有良知的国人的心头。对于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回首历史，仍有一份无法释怀的悲凉。文学总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同样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相伴相生。二十世纪的文学无法摆脱二十世纪历史对它的桎梏与影响。然而文学毕竟不能代替历史，文学有它自己的领域和使命。对二十世纪文学的重新思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课题。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他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发生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现代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放大和遮没的过程。如果能将这个过程梳理清楚，将那些被社会潮流推挤开、那些被历史的主导面遮没了的东西一一清点明白，我们是不是也能从中获取丰富的思想启示呢？……那些思想固然已经被遮没了，但它们毕竟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存活过，是曾经有可能被我们继承的东西。与古代和西方的思想相比，它们显然与我们更为亲切”，这段话或许是各个领域的研究者的同感。如同埋藏于沙石中的金子总会在阳光下闪耀它的光芒一样，像许多曾经被文学史冷落，如今重新被人们发现并倍受青睐的作品的命运，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在散尽了历史阴霾的笼罩之后，现出它原本的光彩，显示了它诱人的魅力，赢得了新的读者，获得了新的赞誉和评价。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然而矫枉过正的道理又要我们保持理性的清醒与公正，回到事物本身——或许会使我们得到更客观更有价值的结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封建制度已经崩溃，传统的超稳定结构的家园受到西方现代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宗族和田产制也迅速崩溃乃至解体。现代人在两种文化（封建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夹击下开始双向逆反的艰难运动，灵魂再也无从依托，永远处于奔波的疲乏中。内忧外患，国破家衰，人们内心充满了失落与茫然之感，似乎看不到什么出路与光明的前景。而分裂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文学中心的散落、政治影响力的减弱（从全局来看），不可能有一个能够约束全国的文学创作者的统一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趋向，因而作家的探索度增加了，文学开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返回自身，文学的探索和风格出现了区域化和个性化。延安、重庆、香港、上海等几个文学中心的形成使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揭露、讽刺、反思成为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创作的基调。《呼兰河传》、《四世同堂》、《寒夜》、《憩园》、《腐蚀》等重要作品都写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沦陷区的上海因殖民文化呈现出它的独有特色，由于政治环境的禁锢，许多作家回避了重大的现实题材，或以典笔表达悲愤，或把才华转到纯艺术上去。钱钟书、张爱玲的主要作品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与那些始终关注民族命运，蕴含着强烈的社会、民族责任感的主流文学相比，钱钟书、张爱玲的创作显然是处在非主流文学的边缘地位。然而作家的价值大小、作品成就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作家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也不取决于他与文学主流关系的亲疏远近。但主流的形成总是以来自读者的接受的可能性为前提，文学的兴趣中心不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的关系，就没有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这也许正是他们作品曾受冷落的原因。而新时期的接受热除了发掘的新奇而外，恐怕更多是因为时代的差异而导致的审美标准与鉴赏品位的差异所造成。
上海、香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畸形繁荣的殖民化大都市，熟悉洋场生活的钱钟书与张爱玲用冷峻而犀利的文笔对整个现代化文明、现代人生进行了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恋爱与婚姻成为他们透视思考人性的楔入点，在他们的笔下，一个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里，隐寓着人性的复杂、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无奈，进而把思想批判意向和审美观照方向指向了整个人类存在——人类历史、人类文化以及人的基本根性等，从而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和现代意识的高度上又一次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的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即人的本性、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出路等问题。这些都显示了钱钟书与张爱玲的深刻所在。对中西文学的深厚修养，使得他们二人的创作更臻佳境。对语言的创新与自如的驾驭能力更显示了他们的超人天赋与逼人的才气。心理分析圆熟自如的运用显然已超越了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的艺术境界，比喻、通感、象征等手法的运用，意象的经营，使他们二人的创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本文并非面面俱到的完全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只着重从文本、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艺术追求等更具共性的方面进行比较式的探讨，以使读者能领域和把握钱钟书、张爱玲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和蕴涵的深义所在，并可以引发出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当然，他们二人在创作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同，限于篇幅和角度，本文只有舍而不论。钱钟书、张爱玲创作的时代背景使他们保留了更多的艺术个性，历史的机遇使他们的颇具现代色彩的创作赶上了行色匆匆的最后一班车，从此，他们（包括他们同时期的一些作家，如苏青等）带着几乎中断了的创作生活分赴各自的命运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