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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试图在重新定位八十年代的基础上，来阐释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与大众媒体和知识精英所构建出来“怀旧的”、理想化的、“自我英雄化”的带有空间场域特征的八十年代不同，它首先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从1980年到1989年的时间跨度，其次是它表明了一种历史文化逻辑，因此，将八十年代定义为“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在这段历史中，1980年作为连接“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19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历史联结点，呈现出的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为两个时代的转换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和动力，1989年之后，福山坚定而乐观地宣布“历史的终结”，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梅格纳德·德赛也在这一意义上将二十世纪成为“短20世纪”(1914-1989)，“告别革命”与“革命时代的终结”一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九十年代初期，李泽厚便抛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为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划上了句号，这是八十年代文化内在逻辑的结果。 在这样一条线索上，在“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的语境中，看到李泽厚为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支持和对历史框架的描述，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为例，以“世界文学”、“现代化启蒙”、“改造民族灵魂”、“悲凉”为基调的现代美感特征为关键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其背后所关联和所努力的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问题，这与李泽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所展示的六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历程”是一致的，与梅格纳德·德赛等人构建的“短20世纪”来反思革命的世纪终结的理论相反的是，李泽厚、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论”所倡导的是一种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也就是从晚清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的历史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概念中，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五四的文化革命与八十年代的历史实践构成了互相呼应的历史互动，从而达到对革命史的消解。这两点恰恰构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前提和得以完成的思想动力。 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在八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逻辑中考察李泽厚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正如我在前面论述过的，这一历史文化逻辑的发展线索是50-80年代的诸种历史推动力和历史势能发展的结果，因为势必要涉及到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考察，以及对作为联结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和1990年代的全球化语境中国家实践的八十年代的考察，在这些考察中来检测李泽厚所奠定的八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逻辑，是在何种意义上发挥历史效应和成立的，“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八十年代文学的整体面目，将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得到澄清与阐释。 二、在八十年代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中来考察李泽厚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以老、中、青三代学者为主体，所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建制和历史的定型化，是经过了一个不断的自我调整、转换思路、开拓新局面的历史发展的，50-70年代“被压抑的现代文学史”构成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前提，“被压抑的现代文学史”与革命话语、阶级话语、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叙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缠绕关系，由于这一段历史的存在，也就塑造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共同所要面对的历史对手和“历史遗留物”。如果没有这一前提的存在，李泽厚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将无从谈起。 三、在具体的历史对接点上来论述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关系。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发生的具体和直接的关联是在1985年前后，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内部面临着“开创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困扰，这种困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落实王瑶等人提出“文学的现代化”标准，这一标准在什么样的历史框架中展开;二是，方法论的困扰，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知识训练和理论修养的匮乏的焦虑，使得如何采用不同于“党史”叙述思路的方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问题，加之1985年兴起的“方法热”更使得方法的问题变得重要。在这种困扰中，李泽厚的学说和“思想史”思路则直接影响了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是对李泽厚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翻版”和借用，李泽厚的思想对在这之后展开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也有着具体操作上的影响，即其思想成为其具体实践的纲领性文献。 这三方面的事实所构成的“问题域”，要求本文在历史语境的衍生、发展、变迁中来落实，因而，对具体事件、概念、问题思路的“认识性装置”的起源性考察则成为一种必要，在历史的逻辑中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思路必要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和茱迪·史柯拉所说的整体历史的方法，后者要求“对它自身和变化的解释都表示关起，这类变化发生于一个既定的时间框架内，并且仍在继续”因此，在整体历史构成主义的历史观念下的“知识考古学”和“解释学”的方法论，成为进入本文“问题域”的研究路径。这些“问题域”与“方法论”自然也就规划了本文的叙述结构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