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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燕山以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东至大海这一区域的隋唐纪年墓葬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区域大致相当于唐代河北道南部地区。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言,首先说明了以“唐河北道南部地区”为研究范围的用意主要在于用以概括燕山以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东至大海这一地理区域。其次是回顾了隋唐时期这一地区的时代背景和迄今对该地区墓葬研究的主要成果。河北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前,民间社会即“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安史之乱以后更成为实际上并不隶属中央政府的独立区域。那么,这一地区的隋唐墓必然有其特殊性。近年来,由于墓葬材料的累积,河北地区的隋唐墓葬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本文在此基础上选择纪年墓葬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即第1章,墓葬的发现。本章主要回顾了迄今这一地区隋唐墓葬发现的情况,分北京地区、天津地区、河北地区这三个地区加以叙述。其中河北地区还包括了河南北部和山东北部地区。北京地区主要是中晚唐墓葬。在整个河北道南部地区,墓葬的等级相对较高。天津地区的发现比较少。各时期纪年墓葬在河北中南部地区基本都有发现,但主要是盛唐和中晚唐墓葬。隋墓主要集中于豫北的安阳地区。
第三部分即第2章,纪年墓葬类型分析,主要分析了墓葬形制、神煞俑和墓志盖纹饰这三个方面。本文收录的66座纪年墓葬全部为常规形墓,其中圆形砖砌和方形砖砌单室墓是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的主流墓形。神煞俑出现于隋至盛唐时期的墓葬中。怪兽俑集中出现于盛唐时期。墓志是墓葬年代载体,也是纪年墓葬特色的随葬品。墓志的尺寸、装饰或纹饰也因墓主身份地位、所在地区或所处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以往的分期研究中墓志往往被忽视。本章对墓志盖纹饰做了类型分析。中唐以后开始流行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墓志盖。这一类型的墓志盖大致可以以9世纪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9世纪初年也可能是中晚唐墓演变的一个节点。
第四部分即第3章,墓葬的时代特征。在前一章的基础上,结合河北道南部地区已有的分区、分期研究成果,归纳了隋代、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这四个时期纪年墓葬的主要特征。总体上看,与两京地区的隋唐墓葬相比,由于地域环境、人文环境的差异,河北道南部地区的隋唐墓与两京地区的隋唐墓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并存,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央对其控制力的强弱不定等因为,共性和个性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现象。隋墓在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其形制上多是直接承袭北齐墓葬,缺乏鲜明的特征。隋代统一后整合的墓葬制度没有对这一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初唐墓葬虽然数量很少,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在唐太宗贞观末年,两京地区的墓葬特征已经出现在这一地区。高宗晚期和武则天时期的墓葬最为规范化。这应该可以作为盛唐时期墓葬制度严格的一个注脚。方形砖室墓是主要的墓形。随葬器物都是以俑群为主体,基本的组合都相同。两京地区盛唐时期常见的俑类几乎都能见到。怪兽俑的出现和使用是这一时期该地有别于两京地区同期墓葬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镇墓俑中的武士俑和镇墓兽在之前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特征,即为怪异化,这应该是受当地怪兽俑的影响而对官式俑的一种改造。安史之乱前后是北方地区隋唐墓葬演变的一个节点。河北地区唐墓也没有脱离这一巨大的历史背景。玄宗开元末年以后,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墓葬规范的散失和俑类的全面退出。通过对单型墓葬类型和出土墓志盖纹饰的分析统计,笔者认为8世纪末9世纪初可能是中晚唐墓葬演变的一个节点。中晚唐时期,墓葬形制趋向多样,墓葬大小规格也缺乏统一的规范。
第五部分即第4章,相关问题的探讨。本章主要探讨了圆形墓、神煞俑和墓葬等级三个问题。圆形墓出现于盛唐时期,偶见于中唐时期,晚唐时期数量增多,但始终不是这一地区纪年墓葬的主流墓形。通过与周边其他地区的比较,笔者认为河北道南部地区的圆形墓是受朝阳地区圆形墓的影响而出现的。圆形墓是河北当地的传统。中晚唐时期圆形墓葬的流行应该与中央对这一地区控制力的减弱有关。隋和初唐时期的镇墓俑神与其他地区相似。但河北地区镇墓兽和武士俑的摆放似乎有自己的特征,即更重视武士俑而往往将其置于最前方。盛唐时期,镇墓俑在造型上可能受到了怪兽俑的影响而趋向怪异化。神煞俑中的怪兽俑主要流行山西地区、河北地区和朝阳地区。河北地区的怪兽俑集中出现于盛唐时期,流行的范围大致在河北的中南部。类型学的分析大致表明这些怪兽俑可以分为前后两组。通过与周边其他地区的比较,笔者认为河北道南部地区盛唐墓葬中的怪兽俑可能来源是邻近的山西东南部地区。纪年墓葬是考察墓葬等级制度的重要材料。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在数量、时代衔接,保存以及材料的公布上都与两京地区相去甚远。依据现有的纪年墓葬材料很难建立河北道南部地区的隋唐墓的等级序列并探讨及演变过程。本章对此作了简要的讨论。
第六部分为结语。这一部分综述了本文的内容,主要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